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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狼到底来不来?(文/张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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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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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4 1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狼到底来不来?

一、狼来了

今年暑假回家,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狼来了!
这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狼曾经惊扰过我童年的睡梦,那时候家乡一带交通闭塞人口稀少,野坡荒山草厚树高,一到夜晚,狼的嚎叫常把熟睡的人们惊醒,让他们的心跳在黑暗中骤失节律。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狼,但目睹过狼作案后的现场,村里经常有鸡猪之类的家禽家畜被咬死在圈栏里或乡道上;至于听到的狼吃人的传说,那就不计其数了,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血淋淋地碜人。所以那时候一到天麻麻黑,大家都猫在屋里不敢出门,小孩更是早早就被大人圈到了炕台上。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家乡面貌的变化堪称天翻地覆,交通便利,铁路和高速公路从村边穿过,火车汽车的轰鸣让村庄没有片刻的安静。人口剧增,村庄规模迅速扩张,为了弥补耕地的不足,昔日的野坡荒山早在农业学大寨时代就被开垦了,四处都是光秃秃的,很少有灌木和草窠。
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众声喧哗、坦荡无垠的平原上,怎么可能有狼?
但家乡的人言之凿凿。他们说得惟妙惟肖,有鼻子有眼,某晚某人家的奶牛被咬破了后腿;某天某人到塬上去放羊,和狼狭路相逢,人狼对峙……
起先我以为这只是发生在我们村庄的事,后来我走亲戚,发现周围的许多村庄都传说狼来了。我试图去证实人们的传说,比如去找某人的奶牛或某人的羊群去对证,但结果总是有另外一个版本在另外一个地方等着我:传说中的事主一般都会告诉我你听错了,那是张三的奶牛和李四的羊群,并且赌咒发誓那是真的。
再后来我才知道这狼骚扰的范围要大得多,并且在距我们村庄数百里的外地,传说已经有狼吃人的惨剧发生了——家乡的有线电视在那些天里反复播放县政府的通告,要求全县人民提高警惕,说狼来了的传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企图破坏我县的经济发展,干扰我县人民迎接北京奥运会云云。
在这里我不能不赞叹当地政府的反应速度,看来经过“周老虎”事件的教训后,家乡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确实提高了,对动物更是百倍警惕。尽管我后来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帖子,有些人兴高采烈地欢呼狼来了,说这是生态环境好转的标志,证明政府这些年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措施大有成效,可政府就是不顺竿子爬,他们实事求是,毅然决然地否定了狼来了的假消息。
可问题是老百姓不相信。电视通告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谣言,相反却佐证了谣言——大家都说:看见了吧,不光是咱们这里有狼,四里八乡的都有狼了!这真是火上浇油,更可怕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本县某中学利用暑假补课,有学生半夜起来上厕所被狼咬死了;外县某地一家人到玉米地上肥料遭到狼群袭击,四口人两死两伤……
这样的传说越来越邪乎,村里的小孩被家长严加看管,不准到处乱跑,即使成年人,到了黄昏也都早早回家,闭门不出。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乡下的农闲时间,玉米已经高过人头,对秋庄稼的做务已经完成了,只等待着收获了。农闲时间是农民的自然长假,往年这个时候是很热闹的,唱戏的,耍社火的,四里八乡的随处有;由于农闲时节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些娱乐活动一般都放在晚上。可今年很冷清,一到晚上村里几乎看不到人影。我父亲是戏迷,往年这个时候差不多天天晚上跑出去看戏,可今年只能憋在家里唉声叹气,时不时地咒骂那狗日的狼。
狼并不因为人们的咒骂就收敛,相反,随着秋庄稼的日趋成熟,有关它的传闻越闹越大,它不仅仅出没于我们村庄、我们县、我们邻县,而是游荡在整个西府(关中西部)甚至是整个关中平原。
请看在陕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商报》2008年8月28日的一篇报道:

宝鸡西府一带谣传"狼吃人" 群众夜间不敢出门

三、狼走了怎么办

但狼不可能年年来,这种唬人的把戏也不可能年年玩。
没有狼的日子怎么吧?
从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位。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也的确比以前富裕了。拿我们老家来说,以前住的是窑洞,现在都住上楼房了,有些楼房就外观看来跟城里没有什么差别,甚至都有人搞玻璃幕墙了,高档电器如空调、摩托车、汽车也不是稀罕物了。但这些物质享受并没有必然地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幸福感,相反,比之以前,他们更有一种危机感。
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就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他们觉得自己富裕了,有力量了,但如果遇到了超过个人或家庭之外的事务需要应对时,他们马上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家庭的势单力薄。他们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人和家庭之上的强力支持,以此来解决一系列公共事务:比如治安保障、医疗保险、村庄规划、水电服务、卫生管理等等。
农村的基础政权本来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主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我印象当中,当年的人民公社就承担了这种功能。比如医疗有合作医疗制度,今天看来那当然是很低级的服务,但当年却在农村发挥了重要的防病治病作用;再如治安,我始终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乡村治安最好的时期,真可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当然与政治上的高压有关,但也有赖于当时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全能性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有基干民兵队伍,一年四季都有民兵巡逻,收获季节和节假日更是武装巡逻,这有力地震慑了不法之徒。
至于其他的公共事业,比如兴修水利、整治卫生、铺建道路等等,生产队、生产大队更是在农闲时间见缝插针地组织实施。
但今天的基层政权基本上失去这样的功能了,它们的不作为或者无法作为让老百姓几乎忽略了它们的存在——起码在我老家是这样。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暑假在家期间正逢奥运盛会,大家都争看体育比赛,但不巧村里有一户人家修建沼气池,挖松了街道上一棵电线杆的基座,电线秆倾斜了,供电公司怕出事故立即切断了电源,我们村顿时没电了。村民怨声载道,找村民组长,要他责令那家人加固电线秆,村民组长说电这事他管不着,请找电工,大家找到电工,电工说我只管电不管人,施工的事情请找村民组长。他们这样扯皮,村民们只好找到村长,村长说你们村的事情自己解决,不要把矛盾上交。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心里着急,最后村里三大姓的族长出面协商,组织大家凑钱买了一些水泥砖头把电线秆扶正了,这才了事。
这样的事情如果搁在人民公社时期根本就不是问题。人民公社有很多缺点,这使得它不得不走向消亡,但是人民公社也有它的优点,我们不要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也泼掉了。在农村,现在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人在称呼自己或他人为“社员”,人民公社已经寿终正寝快三十年了,依然有这么多人自认为它的成员,岂非咄咄怪事!这当然可以说只是一种语言习惯,是无意识的举动,可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无意识举动恰恰揭示了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对农民而言,它反映了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怀恋,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当基层政权不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农民出于自己的本能需求,必然要寻找别的替代者,宗教和宗族在这时适时出场了。
今天在我老家一带,凡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不用问,都是庙宇。而且是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这个神也仅仅保护这个村的人,就像我们村,它的保护神是“药王爷”。今年也是碰巧了,暑假正好赶上药王庙重修之后的开光大典,那真是盛况空前。村里三天三夜唱大戏,摆开流水席招待四乡八村前来贺喜的善男信女。
关于我们村的药王庙,据老人说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文革中被彻底毁坏,前几年恢复了,但基于当时的财力物力,比较简陋,这些年大家有钱了,于是再次重修。我粗略估计了一下这宏大的建筑,没有五六十万元是拿不下来的。这些钱全是村里捐献的,在庙门的一侧赫然矗立一座功德碑,上面镌刻者捐款人的名单,从万元到百元不等,其中当然也有我家人的名字。我母亲是虔诚的信徒,每天都要去庙里烧香,她有严重的腿疾,走路极不方便,但她却风雨无阻。我问过母亲,她知不知道她跪拜的“药王爷”是谁?她很惊讶,说“药王爷”怎么能是“谁”呢,他是天上的神!我告诉她不是神,他就是咱们陕西耀县的人,叫孙思邈,是唐朝时的一位名医。我笑她糊里糊涂乱磕头,她说我不管他是谁,只要他保咱们平安我就拜他!
我母亲的心理代表了我们村大多数人的心理,他们捐钱修庙,重金塑神,顶礼膜拜,其实只是为了祈求平安。平安即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因此我们村的“保护神”其实是充当了人间治保主任兼乡村医生的角色。
在这里千万不要把乡村宗教往高处抬,以为农民是追求心灵慰藉、终极关怀之类,那是某些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天真想象。农民是很实际的,他们花了钱就要有回报,这种回报不是灵魂的而是肉身的,不是精神的而是物质的,当治安、医疗之类公共服务不能由政府提供的时候,他们就转而乞求神灵。
当今天农村出现村村有庙宇、处处闻香火的现状时,我们很多基层干部不知道怎么办,前些年我们老家那里曾经出现过基层政权出动警力强行扒庙的行动,他们一是担心封建迷信活动猖獗,二是怜惜农民把大量钱财无谓耗费。但这样的强制行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开农民的心理疙瘩,风头过后那些被扒掉的庙宇又被重新建起来了,而且比先前的更气派;这些年提倡“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基层政权不敢轻易跟农民闹别扭,因此也只能任由这种现状蔓延。
与宗教蔓延相伴的,是农村宗族势力的坐大。
中国自古就是宗法社会,宗族势力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化之后,宗法社会的基础被破坏了,宗族势力也被极大削弱了。但这些年来随着多种所有制的出现,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拓宽,宗族活动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就像所有事物一样,宗族势力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稳定基层社会、推行公俗良序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成为现代民主和法制的障碍。在当今的乡村社会中,这两方面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拿我们老家来说吧,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祠堂,逢年过节要祭祖,每姓都有自己的族长,族长下设族委会,重大事件都由族委会议决,类似第二政权。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第一政权,以我家乡为例,我们村有张、刘、赵三大姓,村民小组有什么事,组长必须先跟三位组长商量,协商一致才可以行动,否则根本没门;相反,如果三大族长商量好了要做什么事,他们只需知会村民组长一声就行,他同不同意都无所谓——族长实际上把村民组长架空了。
不仅如此,与空壳化的基层政权相比,宗族可以给族员提供许多切实的帮助。婚丧嫁娶这样的重大活动由宗族共同操办,族员遇到人际纠纷由族长出面摆平,有经济困难可通过族内调剂解决……宗族在这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它把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一盘散沙的农民重新组织了起来;宗族势力在某种意义上也代替了基层政权,填补了乡村实际存在的权力真空。这也大概是这些年宗族势力在乡村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吧,农民需要它,欢迎它,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归属,有了靠山,它能为他们提供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障。
但宗族势力过分膨胀也带来许多隐患。有些是大家已经看到的,比如宗族势力对乡村民主进程的干扰,宗族私刑私法对推行法制社会的阻碍等等;有些尚未浮出水面,没有引起必要的警觉,比如乡村历史的叙述。
暑假期间我接受了一项神圣的使命:重修张姓族谱。这些年来我们老家一带大兴修订族谱之风,这与修建祖祠、祭拜祖宗是配套的。我们村有三姓,另外两姓都搞好了,就剩我们张姓落后了。我们张姓原是有族谱的,文革时候被当成“四旧”烧毁了。文革时我还小,老族谱我见过但记忆不深,今天的新族谱怎么编我没有把握,族长说不要紧,给你找个样本参考一下就会了。
于是我就看到了赵姓的族谱。它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大吃一惊。
让我大开眼界的地方在于它跟我想象的族谱很不一样,一般的族谱我想应该主要是该族从古至今繁衍生息的世系记录,但赵族谱很别致。它模仿了《史记》的格式,世系表只是它很少的一部分,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大事记、荣誉堂等。通过人物传记对族员进行褒贬评价,在荣誉堂里给模范人物歌功颂德。我特别感兴趣是它的荣誉堂,进入其中的有“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孝顺儿子”、“贤惠媳妇”、“公益模范”等个人和集体。据我所知这些年在农村基层政权根本举办没有过此类评优和表彰活动,打听之后才知道这是赵姓一族自己设立的荣誉榜,每年评一次,大年初一披红戴花,全村巡游。这对当事人是莫大的鼓励,因为进入族谱就意味着世代流传下去。看到这样的族谱我特别感动,它对廓清民风、扶持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官方逐渐退出农村道德教化领域的时候,民间组织及时弥补了这个空缺,正所谓“礼失,求诸野”。
让我吃惊的是在人物传记和大事记中曲折或公开地对历史的歪曲。赵姓一族过去是我们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大家富户,解放前与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界有密切关系,不过其子女中也有在大学参加学运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地主成分,有两位成员因为在国民党的县保安大队当大队长和中队长背负血债被人民政府枪决了,其参加革命的子女也在此时与家庭决裂,断绝了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彻底摒弃阶级论,赵姓一族中的那些昔日与家庭划清界线的子女们也纷纷认祖归宗,这些人现在差不多都握有权力,再加上他们解放前的那些社会关系们现在都是统战对象,也能给他们帮上忙,近十几年里赵姓一族又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富户大家,经营着建筑队、运输队、修理厂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昔日的历史进行重述。
比如对被人民政府镇压的那两位,在他们各自的传记里只标明生卒日期而不注明他们何以短寿的原因,然后对他们进行公然的歌功颂德。历数他们保护地方、维持治安、除暴安良的丰功伟绩,绝口不提以剿匪为名犯下的罪行,其中就包括把我们村一家刘姓人残忍地灭门。因为这家男主人曾给那个大队长当过贴身卫兵,知道大队长的很多隐私,后来因为坏事参与太多心虚害怕,干脆逃跑不干了,大队长为了灭口更为了斩草除根,把他一家全杀了,罪名是他携枪逃跑当了土匪,他们家人藏匿不报与土匪同罪。这件事我们村的老人都知道的,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
再比如在大事记里,明确地记载了1950年某月某日上缴地契,某月某日牲口归公,某月某日搬出大院,1966年某月某日某人被批斗,某月某日某人被游街,有些地方还注明罚站多少小时,头被打破、脸被打肿,甚至还有打人者的名单。
村里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族谱是“变天账”,我虽然不同意这种“阶级斗争”意味极为浓厚的说法,但我不否认这种做法或许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
首先,混淆了历史。赵姓的族谱做得很巧妙,他们以族谱之名行修史之实,这样就在“为尊者隐”的人之常情中轻易地回避了史家的实录原则,把历史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剪裁。一般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族谱在乡村精神生活中的价值,对于盛行祖先崇拜的中国人,它简直就相当于以色列人的《圣经》,其神圣性和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赵姓族谱就这样把歪曲了的历史镌刻在他们族人的心中。对这样的“历史”,如果当年的见证者尚在,还有纠正的机会,如果他们都辞世了,对后人来说这就是无可辩驳的“铁史”了!对普通农民而言,由于眼界和经历的局限,他们没有宏观历史的概念,有的只是家族史和乡村史的具体感受,他们是以小推大,用自己的感同身受去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变迁,如果家族史和乡村史被改变了,建立在其上的宏观历史必然随之改变。
其次,离间了族群。由于修族谱的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挟祖宗之威以自重,因此在族谱中必然要夸大甚至虚构祖宗对本乡本村的贡献;如果该族曾经与其他族群有过冲突,他们肯定会记录甚至煽动仇恨。这一切就留下了族群之间冲突的火种。以赵姓族谱而言,他们对那两位被政府枪毙的祖宗的歌颂,明显地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保安队确实有维护地方治安的功绩,但他们也有滥杀无辜的罪责,族谱上的这种隐恶扬善的歌颂,已经引起了我们村其他姓氏、特别是刘姓的强烈不满。赵姓在历史上一直是望族,比较得意,但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他们遭遇了挫折,这种挫折是宏观的历史转折带来的,并由国家机器以强制的方式施加于他们的,对于这种强力他们不敢对抗也无法对抗,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服膺了这种暴力因而就隐忍了这段不幸。他们要把这段历史告诉子孙,在族谱上他们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叙述策略,不对政府进行评价,只记录政策执行者的具体言行,当年土改和文革中批斗他们的人都是我们刘、赵两姓的贫下中农,这些人中的积极分子大多都被赵姓族谱记录在案。我问过村里的老人,他们说这种记录基本属实,没有捏造的。但尽管这样,这些老人还是问我,他们记录这些干吗?想让他们的后人再翻天吗?
赵家族谱不是一个个案,这些年乡村修订族谱已经蔚然成风。由于族谱是既不进入学术争鸣领域也不进入政府管制的空白地带,所以它对乡村历史的叙述带有强烈的随意性和偏狭性,它以具体的感性细节瓦解了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历史观,其惑乱性的后果还有待观察。

四、怀念狼
感谢狼的垂怜,今年秋季有了不错的收成。我知道青纱帐一倒,狼的传言将不攻自破,那接下来的冬季治安靠谁维持呢?明年就更伤脑筋了,总不能再弄出老虎来吧,“周老虎”的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大家的后路斩断了。
不过老家的人好像有准备,药王庙不是已经开光了吗?我们张姓一族不是也已经委托我修族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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