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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红色管家人——记原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首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文/窦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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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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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3 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信息发布 于 2018-3-4 20:13 编辑

红色管家人

——记原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首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

(本文原载2017年12期《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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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为红色管家人的杨立三,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艰苦奋斗,勤恳办事;严守纪律,严以律己;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典范。

超一厘钱也不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都瑞金成立,杨立三担任军委副官长的工作。
  过去部队流动作战,基本上是处于房无定居、居无定榻的状况。如今“建国”了,政府机关、军委机关需要定居下来办公,一下子房舍就显得紧张起来。当时, 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都住在瑞金城东北十几里的叶坪、洋溪的祠堂里办公。没有房住,怎么办呢?
  一天,杨立三把机关的部分同志和直属队的战士集合起来,动员说:“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缺房住,那么有没有办法呢?有!房屋就在我们手上。”
  听到这里,不少战士一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杨立三大声说道:“我们要发动起来,自己动手盖房。现在请大家报名,谁会木工?谁会瓦工?谁会打土坯……”
  他的话还没说完,不少人纷纷举手报名:
  “我会木工!”
  “我会砌墙!”
   “我会烧石灰!”
  “……”
  最后,杨立三把有技术的人编成几个班,分配了活儿,对其他人一挥手说:“剩下的人明天跟我一起上山去砍木头!”
  第二天,杨立三领着大家,腰系绳子,手握斧子进了远处的深山。这里的松树、杉树、樟树及毛竹,都是建房的有用材料。杨立三首先抡起一把大斧向一棵高大的杉树砍去,他告诉大家:要靠近树根砍,注意节约树材;要紧握斧把,防止手上打泡;要注意安全,防止倒树砸伤人。他示范完以后,大家便分头砍了起来。当天晚上一统计,他竟比年轻小伙子砍得都多。
  备好料后,盖什么样的房子需要设计。这时杨立三又成了工程师,地基挖多深,墙砌多高多厚,房架怎么结构,他都一一计算好,画出来让大家照着施工,他坚持跟班作业,现场指导。由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有些材料一时弄不到,他就想办法自力更生,土法代替。如房上一时弄不到瓦,就用稻草苫盖;结构房架缺少铁钉,就用铁丝或麻绳绑扎。就这样,他和大家一起动手,盖起了宿舍,盖起了食堂,盖起了办公室,还盖起了一座简易礼堂。使中革军委才真正有了“家”的样子。
  各种房子盖起后,杨立三又领着大家把周围的地开出来,种上葱蒜、芹菜、菠菜、豆角,他勤浇水、多施肥,使各种蔬菜长得绿油油、旺森森,大家的饭碗里变得丰富多了。同志们都夸赞:“杨副官长真是个好管家人!”
  杨立三管家,既能抓大的方面,又能从一些细小的事情抓起。
  夏天到了,由于部队供给困难,发不了单衣,当时又无缝纫厂,便每人发给三角五分钱,让自己买布做单衣,并规定衣服颜色一律要灰的。
  司务长朱达从叶坪跑到瑞金城里,在布店一打听,买做一套灰色军装的布,至少要四角一分钱,还差六分钱,怎么办呢?有的人有点泄气地说:“算了,这几个钱能做什么衣服!不如买些花生塞塞牙缝,改善改善生活吧!”
  杨立三了解情况后,就叫上朱达,一口气跑到瑞金城里,两个人汗流浃背地走街串巷,到各个布店仔细打听,算来算去钱确实不够用。于是,当天晚上,杨立三在灯下就设计出另一个方案:买白布,自己染。经计算:做一身衣服的白布要三角钱,染一染五分钱,合起来倒是正好三角五分。可是,针线钱和裁工钱却没有了,还是不行。司务长朱达提出:能不能请财务部门再增加一点钱。
  杨立三此前曾担任过军委财务部长,深知红军经费的紧张和财经制度的严肃性,他说:制度就是制度, 超一厘钱也不行。于是,他又仔细核算了一番,设计出了第三套方案:买稍次的二角八钱一套的白布,自己染,染料每套三分钱,裁衣每套给二分,针线每套也二分,由自己缝,总共恰好三角五分钱。
  “就这么决定了!”杨立三高兴地站起来说,“既解决了问题,也不超支。记住,搞后勤工作的人就是要学会计算。”
  第二天他们向各单位宣布了这个详细的计划。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部队的单衣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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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总司令(中)和杨三立(右一)


窑洞就在我们的手中

  1937年元月,陕北的红军大学随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县迁进了延安城。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于元月13日进城后,住在了凤凰山下,红大校部则住进了延安师范学校。这时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校设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杨立三任校务部长。
  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抗大必须在本月开学。其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校舍如何解决?这既是抗大面临的难题,更是校务部长杨立三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时校务部刚成立,干部严重不足。又没有负责营房工作的专门机构,所以校舍问题只能由杨立三亲自来抓了。
  校部所在的延安师范,房屋有限,远不够住。于是,杨立三和副部长周文龙便到延安城内外去“侦察”,从北门外到南门外,从城西的凤凰山到城东的清凉山跑了个遍。他们在凤凰山下发现了一座破破烂烂的城隍庙,还有一座清朝时供考生住的年久失修的府衙门,修整修整都可以住人。最后,他们又在延安东门外找到一座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军队住过的兵营,收拾一下也可以作宿舍。于是, 他们立即把延安城能找到的木匠和泥瓦匠都雇请来,同时动员学校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学员也参加,突击整修住房。与此同时,派人四处寻购麦草和谷草,一捆捆、一驮驮地运来,铺在打扫干净的地上。这便是学员们睡觉的大通铺。
  那些天,杨立三忙得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高效率的工作,使他们在一个多星期便完成了住宿任务。
  这期学员招生恰逢西安事变之后,由于国共两党达成统一战线,所以学员中除了红军干部以外,又从大后方来了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东北的流亡学生,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西安市学联及抗日先锋队的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送来的一批青年军官,也要求进入抗大学习,致使抗大学员突增到2762人,更使校舍显得格外紧张。但杨立三说得好:“只在有人能来上学,不论多少我们都要保障他们住下,有饭吃,学习好”。
  1937年1月21日,抗大正式开学,这个日子离他们搬迁进延安城仅仅才一个星期。
  这么多人,不光要住房,还要吃饭,要穿衣,要花钱,为此, 杨立三发动学员开展各种生产活动,养猪养羊种菜烧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校务部也开办了一些小工厂、小作坊来活跃经济。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办了肥皂、墨水、油墨厂,以及豆腐、粉条、酱油和醋作坊。还开办了几个合作社。当时有个司务长叫周克柳,他是个很能动脑子的人,他看到教职员工每人每月有0.5元至4元不等的津贴费,便采取入股的办法集资办了个合作社,印发了一种近似货币又非货币的“欠津贴券”,票面分1角、1元、2元,按各人的入股津贴费数发给个人,个人凭“欠津贴券”可以在合作社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价钱比市场低,颇受大家欢迎。
  杨立三认为是个发明创造,它既解决了合作社资金短缺的问题,发挥了融资的优势,又使入股者持券可以消费,满足了大家生活的需要,一个钱可以顶两个钱花。于是,他在全校推广了这个办法,用集资的款去西安等大中城市批量采购来文具、书籍、日用品及有关物资,在学校的合作社里开办了文教用品、生活用品、照相、餐馆四个部,每逢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延安北门外和东关的两个抗大合作社门前总是人群熙攘,热闹非凡。在这里不仅能买到文具、毛巾鞋袜等,而且花几角钱就能打一次牙祭,一碗红烧肉才5分钱,两元钱就可以办桌酒席。每逢开学和毕业前后,照相部的生意更是兴隆。看到“欠津贴券”这么吃香,不少市民和商人要求将它在市面上流通。但杨立三认为“欠津贴券”不是货币,不能在市场流通,只能在内部使用。“欠津贴券”的发明者周克柳不久就被杨立三提升为校务部供给科财务股股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大这期学员立即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为毕业学员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新一期学员开始招生。谁知这期比起上期来的人数更是猛增,不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了。为此经学校领导同意,抗大贴出了“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的布告。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他把杨立三找去谈话说:
  “停止招生的布告出得不好,应再出布告继续招生。”他看到杨立三脸上有疑虑之色,就接着说:
  “抗大就是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要知道,本来有些知识青年听说延安生活苦,抗大条件差,要住窑洞,吃小米饭,究竟来不来报考下不了决心。一旦见了布告,青年们好奇心大:学校这么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报考呢?我们也不如去延安看看,这样来的人反倒更多了。所以布告一出,恐怕与你们的愿望起相反的作用。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者不拒,来了就应该收嘛!”
  毛主席的指示,透彻明确,使杨立三心里豁然开朗,他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又贴出了继续招生的布告。
  为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杨立三找来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进行集思广益,他们普遍认为在延安这个地方挖窑洞比盖房好,主要是省工省料,造价低,来得快;另外住窑洞冬暖夏凉,又便于防空。
  杨立三确认了挖窑洞的方案,并报学校领导得到了批准。
  之后,他便带着两个老工匠去选址,他们先出延安北门,走遍了大砭沟,小砭沟,勘察山坡上的土质和硬度; 再过延河,到河东岸勘察杨家岭、王家坪东山一带的土质情况,进行比较,最后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
  于是,一个全校性的打窑建校活动在抗大上上下下展开了。杨立三给大家作动员说:“同志们,窑洞就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第一课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共有4个学员大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个人。经计算,每个学员中队需窑洞  15个,约250多平方米。
  大家心中有数以后劳动热情分外高涨,工地上歌声喊声不断,各区队和班组展开了竞赛,杨立三带头抡镐大干,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郭鹏等红军将领成为大家公认的打窑猛将。男子汉一马当先,女学员也不甘落后,她们土里滚,泥里爬,一身汗,一身泥,不少女青年把打窑洞看作上抗大的第一个考验。赵寿山将军(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女儿参加挖的窑洞,被同学们风趣地称为“赵小姐窑洞”。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的用房。还在校舍区修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被命名为“抗大公路”。大家用双手为学员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抗大的“窑洞大学”成了延安的一景,每当临夜,华灯初上,满山遍野层层窑洞中的点点灯火,给古城延安增添了无限华丽而神圣的气氛。从大后方一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员自豪地说:“这美丽的夜景 ,完全可以和陪都山城重庆媲美!”
  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大会并讲了话,赠送了他书写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热情称赞了杨立三和抗大学员的创业精神;延安的群众也深为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给抗大送来一块大匾,上书九个大字: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别出心裁造“ 饻 ”字

  在我国的许多字典、词典里,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都新收了一个字:饻 (xi) 。此字读音为“西”或者“系”。它的发明人就是八路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杨立三。
  杨立三1939年出任八路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保障了部队的各项供应。他夙夜在公,艰苦备尝。
  这个字就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从1941年开始,日军就出动5万多兵力,配以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对太行山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地区,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再加上连年的大旱和大面积的蝗灾,农业歉收,导致粮食价格直线上升,八路军的供应更加困难。一套军衣1939年的费用是2元,1940年达到5元,1941年为88元,1942年为188元,1943年为275元,1944年为1445元,五年时间上涨了722倍;1942年1月小米每斤为5角8分钱,12月就涨到了2元。食盐及一些紧缺的日用品的价格也在逐日上涨。这对于部队和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即服装由公家发,伙食是工资制)的军工厂工人来说,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尤其是一些老工人和技术骨干,都是靠工资养家的,过去可养活三个人的工资,现在一个人也不够用了。虽然后勤部也想办法给工人们涨了两次工资,但工资的增加数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快,造成了部分工人的情绪波动,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障大家的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发生困难,杨立三经反复调查研究,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将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的办法,改为以实物为单位计算。这样,不论物价如何涨,大家得到的实惠不会变。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费用都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等等。后来,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如养一个军人需要2200斤小米,一发炮弹需要800斤小米等。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字表示这种实物名称,于是,杨立三就创造出了“食” “衣”相加的“饻  ”字。按有些人的想法,这个字可写成“衣”旁一个“食”字,但杨立三考虑到当前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可放在其次,所以这个字应写成“食”字在前的“饻”字。至于读音,他取了口头经常说的“系数”的“系”音。
  一个“饻”应该含多少实物呢?经过大家的计算和实验,最后统一为一 饻 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土白布1方尺,中等家用煤1斤半。一个“饻”节约一点用,可供一个三口之家一日的生活费。
  用“饻”计发工资的办法是:发工资时,先按驻地各种实物每月15日中午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每饻的值,再算出每人应得的工资,然后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
  为了使饻的价值真实合理,各单位都成立了由党(党支部)、政(行政后勤)、工会组成的三人小组,每月统一出动到市场调查研究。由他们确定的饻值,领导和群众都信得过。
  当时,在军工厂从厂长到学徒的工资等级共分20个左右。一般来说工程师的工资最高,可从190饻到320饻左右。技术工人的工资从46饻到130饻左右。养家糊口基本上不成问题。
  以饻计发工资的办法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尤其一些带家属的技术工人生活有了保障,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这种用饻计发军工厂工人工资的做法,后来也被推广运用到了军费的计算方法上。原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当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在他著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一书中写道:
  “1943年后,由于物价上涨了三倍多,为了稳定军事供应,军费改按菜金和公杂费所需几种主要实物折合一种‘实物分’,也叫‘饻’(是八路军前方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创造的一个字),按月领发军费,按当月之‘实物分’中所包含的几种实物市价加起来综合计算。这种‘实物分’制,一直实行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全国解放后,有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看到我们所定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制度,极口称赞说:‘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杨立三以他的聪明才智,不但有效地解决了物价飞涨给大家生活带来的困难,而且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新中国成立后, 杨立三被任命为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进城以后,有关方面按规定给杨立三配了警卫员、通信员和炊事员等,但杨立三不习惯让这么多人为自己服务,他说, 后勤就是服务工作,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怎么能叫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浪费革命力量。于是,他找管理部门,退掉了炊事员和通信员,只留下一个警卫员,兼管通信员的事。他们没有小孩,平时吃饭,他和夫人都去机关食堂就餐;逢星期天、节假日,则自己动手,亲自下厨烧几个带辣味的湖南菜,来改善一下生活。
  身为总后勤部部长和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杨立三,管理着许许多多的军需服装厂和各种各样的食品厂。那时,各厂生产的新服装和食品,都要送给领导人试穿、试吃。有些自觉性不高的人,都会留下这些东西,坦然享受。杨立三对此很反感,他不但拒绝试穿、试吃,而且规定: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干部穿了吃了的,要自己掏腰包,不能白占公家的便宜。他除了公家发的军装外,也从未买过一件新衣。
  杨立三从农村走出来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但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他时刻不忘,已习惯成自然了。几十年来,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开荒种菜养花,成了伴随他一生的业余活动。
  在江西中央苏区,在红都瑞金,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杨立三仍从容地带领大家把房前屋后的地开出来,种上各种蔬菜瓜果。
  在陕北延安,面对繁忙的战事,他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开出一片片荒地,他种的黄瓜、西红柿和辣椒,惹得不少人来参观。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区,他每住一地──王家峪、转壁村、下南会、麻田镇、冶陶、阳邑、石家庄、西柏坡,他都抽空带上秘书、通信员,开出一垅垅田地,种上玉米、白薯和各种蔬菜,华北平原和山区的一块块田地都留下了他手握锄头的身影,都洒下了他滴滴热汗。
  1948年秋,军委后勤部曾在石家庄住过一段时间,杨立三利用工余时间带领大家开荒种菜、改善生活。后来他因去华东前线指导后勤工作,参加劳动少了。回来后秘书将他应得的一份红利送给了他,他当即写信予以回绝,信原文是:

  基于下面两点理由,把分给我的钱退回去:
  一、无功不受禄。
  二、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谓之剥削。
    古语今云,其义一也。
      杨立三
      9月4日。


  一个军委后勤部长公私分明的品德由此可见一斑。
  原总后秘书处处长、后任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杨恬将军,说起杨立三部长,心情仍很激动。他说:
  “杨立三部长一生清正廉洁,严人律己,勤恳勤俭,不尚奢华。作为一个掌管着全军经费的管家人,他平时一个信封用四次,正反面用完后,翻过来重新糊了继续用;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所有的日记本都是买来纸张裁好后自己钉起来的,字写得很小,很节省。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他安于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他淡泊名利,对物质利益看得很轻,在工作上要求却很高。记得1952年‘三反’时,秘书处管理科的同志把他的全部家当算了一笔帐:连床加在一起,才值30多元。这就是一个总后勤部部长的物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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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三(右一)


是制度就必须遵守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杨立三对党纪国法和军队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1950年夏,杨立三因没黑没明地忙于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了,实在坚持不下去时被人送到医院去治疗,但病情稍稳定他就出院上班了。秘书处的同志见部长的身体仍很虚弱,就决定每天给他加点水果,以增加营养。杨立三看到办公室多了一盘水果,不仅予以拒绝,还给秘书处写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内容如下:

秘书处:
  我从医院回来三天了,不知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新制度,每天配给水果了。第一天送来水果以为是偶然的事,第二天我有点怀疑了,但今天仍然又送来了,这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成为规矩了。查我们是吃小灶的,小灶规定是两个菜一个汤,并没有规定有水果。现在不知不觉来了水果,这完全是超制度的了,超制度就是违法。我既从未享受过此待遇,上级也未规定有,又何必使我们违法呢?因此,从今后不得再超制度送水果来,送来也不收。并望将这几天为什么要送水果的原因告我。
      杨立三
      七月十五日晚


  杨立三不仅自己决不破坏规定,对苏联老大哥派来帮助工作的军事顾问也毫不手软。
  1950年初,上级给总后勤部和总后各业务部及各军区后勤部,分别派来了苏联军事顾问。总后的首席顾问(也叫总顾问)叫莫洛霍夫斯基,上校,50多岁,是1922年参加苏联红军的,从司务长一直干到了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总后各二级部也都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各部顾问合起来有10多名。对这些苏联军事顾问,杨立三既热情、又尊敬,同时又保持应有的原则。
  总顾问莫洛霍夫斯基刚来时,杨立三表示了热忱欢迎,接着便指派秘书处长杨恬和计划处长唐成仪向他介绍了我军的后勤情况,并与总顾问一起讨论了总后勤部及各二级部的组织编制和职责分工等问题。但当莫洛霍夫斯基几次向杨立三要看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图时,杨立三都礼貌地予以拒绝,说:“总顾问同志,对不起,我不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实在想了解,就到我们的总参谋部去问吧。”
  对苏联军事顾问的生活,杨立三尽量给予照顾,但对超标准的事,他却决不迁就。他卡总顾问汽油的事,被大家传为佳话。
  总顾问莫洛霍夫斯基刚来北京时暂住在北京饭店,每天到当时位于东单大街内务部街5号的总后勤部去上班,两地相距三站多路。为了工作方便,总后勤部给他配了一台小车,规定每月汽油为60加仑(英制1加仑等于4.546升),约合270多升,当时,我国汽油奇缺,这个标准已经很高了。
  但是,总顾问莫洛霍夫斯基大手大脚惯了,用起汽车来不注意节约,节假日坐着小车到处跑,汽油消耗节节上升,刚过中旬汽油就用完了。于是总顾问找到翻译张培模说:“没油了,车不能动了,怎么办?”
  张培模很为难,就去请示杨立三部长,看能否给他增加一些汽油?
  杨立三不客气地说:“不行,给他的汽油已经不少了,我们都是搞后勤的,要坚决执行标准规定。”
  张培模试探地说:“这一个月是否给他增加一些,下一月他一定会注意的。”可杨立三决不通融,说让总顾问走走路没有坏处。
  于是总顾问只好每天提早步行去上班,下班后又步行回住处。
  一次,张翻译陪莫洛霍夫斯基去找来北京开会的几个军区后勤部长了解情况,因车动不了,也是步行去的。军区的后勤部长们从杨立三身上学到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严整作风。
  从那以后,总顾问莫洛霍夫斯基就特别注意节省油料了。他对杨立三部长不但没有意见,反而更加尊敬他了。

至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

  195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总部的编制体制有所变动,将财务部从总后勤部的编制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直接领导的总财务部。杨立三任总财务部部长。
  一直以来,杨立三由于工作十分繁忙,繁重的抗美援朝保障任务,使他日夜不息地奔忙着,操劳着,忘记了疲劳,顾不上休息,长期的劳累,给他埋藏下了疾患的根子。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不少同志经常看到杨立三部长的眼里充满了血丝,头疼得戴着醒脑器坚持工作。但你要劝他休息一会,则绝对办不到。夫人李琴看出杨立三脸色不好,劝他去医院或门诊部看看,但杨立三总是推脱:“不要紧的,再说哪有时间呀,等忙过这一阵再说吧!”
  是呀,此时杨立三正忙于制定新的军队财务工作条例,正在为我军即将实行薪金制、军衔制作着标准制度方面的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到了1954年5月份,杨立三感到成天头昏脑胀,左耳旁无端地起了一个疙瘩,导致左脸麻木,很疼。右臀部有时疼得不能走路。夫人李琴催他去看看,他仍旧说:“又不影响工作,没有啥!”不肯放下手中的事情,干起工作来仍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
  李琴看到丈夫实在不懂得爱护自己,心里很着急,有一天她自己感冒了,要去总后门诊部看病,趁机硬拉着丈夫一起去。杨立三这才走进了设在本院的总后门诊部。
  门诊部军医金作舟给杨立三作了检查,感到这决不是一般的疾病,门诊部的条件有限,他立即决定杨立三部长必须马上去北京医院检查治疗。
  金医生坚决的态度,使李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杨立三却坦然的笑笑说:“没那么严重吧!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干呢!”
  在金医生和李琴的坚持下,杨立三终于住进北京医院作检查。
  当时的北京医院并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如CT、核磁共振等,只能靠其他手段进行分析诊断,所以不能一下子确诊。他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分析,拿出了一个初步意见,怀疑是癌症,但不能确诊。
  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以后,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彭德怀、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听后心情都很沉重,当即决定:送杨立三部长去苏联莫斯科最好的医院——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不论花多大代价也要尽力治疗。
  当聂荣臻把这个决定告诉杨立三的时,杨立三却表示:去苏联治病,花钱太多,还要花国家的外汇,还是留在国内想办法治吧。他自己是管钱的,不想给国家造成负担。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领导的一再说服和督促下,他才勉强同意去苏联治疗。
  杨立三到莫斯科以后,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同志的接应下,直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这所医院无论是设备还是医疗技术,在苏联都称一流。杨立三的病经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专家会诊,很快有了结论──为恶性脑瘤,且已到了晚期。
  杨立三以镇定、乐观的态度,迎接着病魔的挑战,与恶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癌症使得他浑身疼痛难忍,他有时不得不大声呻吟。尽管如此,他自始至终,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对医生要他作的事他一丝不苟。他每天有一个治疗和服药程序单,用中俄两国文字写成,他认真地照着单子上的要求去做。尽管在异国,在病中,他仍保持着严肃的军营生活习惯。
  长期生活在国内,到苏联后医院吃的是西餐,杨立三很不习惯,这对本来就饱受疾病折磨、食欲不振的杨立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增加抵抗力,营养必须跟上。为此,夫人李琴和杨立三商量:“你看,我们能不能到中国大使馆去搞点中餐吃?”
  杨立三摇摇头说:“那太麻烦人家了,还是不要这样吧。也许慢慢会习惯的。”
  其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大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都是杨立三的老熟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就认识。杨立三到苏联后,受到了他们的亲切关怀。当大使夫人刘英了解到杨立三的胃口不好时,便说服他:由大使馆每天中午为他们供一顿中餐。可由李琴打回医院吃。杨立三这才同意了。但他提醒夫人:记着,在大使馆打午餐有一定要付款。他处处注意不占公家的便宜。
  这还不算,每过一段时间,杨立三还要检查伙食账,看没有超支和浪费。当他听李琴说,一个月的伙食费共用了200个卢布时,算了算,不算多,才放心地点了点头,说: “记着,我们不能多花国家一分钱。”
  一天,正在受病痛折磨的杨立三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要来看他!
  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自从出国看病以来他像是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心底里总有一丝丝的孤独感。如今,他尊敬的周副主席来看他了,他就像离家多年的孩子要见到母亲一样激动。
  其实,杨立三的病情,一直为中央军委首长所挂牵。这次周恩来总理去欧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莫斯科要小停一下,便安排时间来看20多年来在军队后勤工作方面亲密合作的得力助手杨立三。
  杨立三感到眼前一亮,周恩来已急匆匆地来到了他的病床前,杨立三本能地想坐起来,周恩来急忙上前拉住他的手,深情地望着被癌症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老部下,心酸地说:“立三同志,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不能多停留。你一定要安心治疗啊!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康复呢!”
  周恩来的话使杨立三心里热乎乎的,他的眼角里流下了串串泪珠。
  由于癌瘤的转移,病势已难以逆转,杨立三的病越来越重。医院也无回天之力了。
  11月27日,是杨立三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医生走进他的病房,询问他有什么感觉,杨立三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眼睛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嘴里喊道:“继续干!继续干!”
  第二天——1954年11月28日,莫斯科时间7时,杨立三的生命走到了顶头,万恶的脑癌夺去了他54岁的年华。他慢慢闭上了那疲劳的眼睛。
  12月5日和6日,首都各界为杨立三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送了花圈。刘少奇等不少领导人亲自来到灵堂参加悼念。
  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陈叔通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宣读祭文后,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周总理最后说:“杨立三同志因长期艰苦的工作,积劳成疾,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一切工作人员的楷模。”
  开完追悼会后,更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在前面为杨立三执绋引棺送灵。所谓“绋”,即灵柩前扯出的两条白布。走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及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这是文官队;在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帅,这是武官队。到八宝山以后,周恩来等领导在杨立三墓前绕行三周,最后看着棺材徐徐放入墓穴。周恩来眼含热泪,与杨立三作了最后的告别。这是中央领导对杨立三一心为公、心系群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革命精神的充分肯定和最高礼赞。
  (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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