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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本色——记开国大将、原总参谋长、中纪委书记黄克诚 文/窦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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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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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4 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信息发布 于 2018-3-4 20:14 编辑

本色

——记开国大将、原总参谋长、中纪委书记黄克诚

(本文原载2018年1月中纪委方正出版社“中国廉政文学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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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

  开国大将黄克诚,是深受我国军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加入工农革命军。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担任过师、纵队、军区及兵团领导,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等要职。他文韬武略,远见卓识;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一身正气,忠贞不渝。在军内、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连比他年长九岁的毛泽东也亲切的称他为“黄老”。今天,当我们整肃党纪、反腐倡廉、团结一致为实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黄老的光辉形象更是时刻闪耀在人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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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黄克诚被中南军区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克诚表面文质彬彬,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打起仗来却英勇无畏,像一只猛虎。1930年初,他在红五军任大队政委时,率部攻打江西修水县城,战士们在城墙上搭起云桥向上攀登,但纷纷中弹落地。紧急关头,黄克诚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把眼镜腿系紧,大吼一声,冒着枪林弹雨,奋力攀上云梯,登上了城头,带领大家夺取了战斗的胜利。战后,彭德怀军长说:“打一仗我们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认识了黄克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由黄克诚任政委的红四师作为三军团的前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斩关夺隘,横扫阻敌,保卫着中央纵队的前进。不久,红四师师长洪超英勇牺牲,黄克诚与继任师长张宗逊率部血战湘江,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过江立下了汗马功劳。遵义战斗和娄山关战斗,张宗逊师长身负重伤,参谋长英勇牺牲,丢掉眼镜的黄克诚独自指挥战斗,率红四师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黄克诚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突出地表现在善于把握全局,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国民党军队编制取消了政治委员,政治部被改为政训处,导致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深感这样下去必将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丢掉建军的灵魂。他深谋远虑,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提出了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议,并根据任弼时的指示,向党中央写了报告。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和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下令,立即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并决定了各师、旅的政治委员人选。使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
  黄克诚对待战争和形势,能高瞻远瞩,把握全局,善于从纷繁的表面抓住根本问题,迅速做出反映。
  1945年9月上旬,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的日本军队被苏联红军消灭,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后方,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极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当即向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因参加阴谋分裂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提出:向中央发报提出建议,不管苏联是否同意,我们应派军队迅速进军东北。但饶漱石却不同意。于是,在这关键时刻,黄克诚便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去了《我对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的1000多字的电报。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列出了目前我们应采取的三个方针,建议:立即派大部队进军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东北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应该说,这是一封很有见地的电报。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党中央即作出了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并电令黄克诚 率领新四军第3师主力3.5万人立即挺进东北。
  黄克诚率领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徒步行军,于11月下旬进入辽南。
  但部队面临的却是“七无”的困境:无政权、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经费、无粮食、无医药、无服装。加上匪特甚多,少数部队不能单独行动。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发报,提出我们必须迅速建立基层政权。否则,无千万群众的支持,我们是不堪设想的。接着,他又向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发了电报,还面见东北局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2月28日,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为东北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黄克诚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尽了一份责任,表现了他超人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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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时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的黄克诚


  黄克诚一生追求真理,终身不悔。他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不盲从,不苟同,不追风,不趋炎附势,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被扣上“右倾”“不可信”等帽子,屡遭不公正待遇,但他却始终忠贞不渝,表现出崇高的党性和人格品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提出了要红军攻打武汉、组织长沙暴动等计划。在红三军团和湖南省委召开的联席会上,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对此提出坚决反对的意见,他认为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是不现实的,不会有好的结果。为此,他被扣上“右倾”帽子,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原要他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1年夏,担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正带领部队进行反第二次 “围剿”的战斗,突然一道电令把他从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速送肃反委员会受审。 “AB团”是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秘密组织。 “AB”系英文Anti —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中央苏区搞打“AB团”的肃反运动 时,不断升级,严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沉痛 教训。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都是本师的基层干部,他们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有些已经伤亡。他据理争辩,甘用脑袋保证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要他立即无条件执行。黄克诚返回部队后,却迅速将黑名单上的干部隐藏起来,使来抓人的肃反委员会一次次扑空。半个月后,刚走下战场的几个干部来不及隐藏就被抓走了,不久即遇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到肃反委员会质问:何故滥杀无辜,干一些亲痛仇快的事!肃反委员会却将黄克诚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
  彭德怀军团长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力保黄克诚,要他们“刀下留人”。黄克诚幸免一死,却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对撤职,他心里很坦然,但却心疼没有能救下被错杀的同志。
  1943年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在会上布置,各单位要开展“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是因为党中央在整风过程中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特务打入延安等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打击敌人,纯洁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决定结合整风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但是,这个工作却受到了康生(因参加反党阴谋活动,1980年10月被开除党籍)等人的干扰。1943年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夸大敌情,借机发动了错误的“抢救运动”,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诬陷、株连了许多好同志。
  听了这个布置以后,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心里很不平静,感到有点像在中央苏区时打 “AB团”的样子。开完会回来,黄克诚心里极为矛盾。眼下大敌当前,根据地军民正在与敌伪顽进行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弄不好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假若铺开摊子,一搞扩大化,局面就更不可收拾。
  但既是中央的指示,作为下级组织不能不动。
  为了稳妥起见,黄克诚先在第7旅小范围搞了一个试点。他亲自考察,掌握动向。他发现被“抢救”的几个人在硬逼的情况下就乱供一气,简直不着边际。黄克诚于是立即下令停止搞“抢救”,把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并立即以苏北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的身份,分别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3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生可疑情况,可按正常工作程序, 由主管部门处理。
  为此,有人给他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他一笑置之。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因对大跃进等“左”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受到严厉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是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的。在这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 有人提醒他,要跟上中央的方向,与彭德怀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解脱自己。但黄克诚却不为所动,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还列举大量事实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予以批评。并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
  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撤消了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黄克诚在一生中为坚持真理10次挨整,被降职或撤职,但坚强的黄老却像一棵迎风傲霜的老松一样,从不弯腰俯首,表现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刚直品德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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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1942年,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为独揽党政军大权,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编织了许多罪名,把他排挤走了。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多次在会上大谈陈毅的不是,标榜自己的正确。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他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批评饶漱石:“陈毅同志是我党我军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他离开华中,是华中工作的一大损失,我们都为此感到痛心。同志间合作共事,彼此发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据我所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为全党全军树立了榜样。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 不应该。陈毅同志走后,你继续讲他的一些不是,这不仅不利于工作,也会在下面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黄克诚襟怀坦白的发言,刺得饶漱石如坐针毡,但他面对这位老党员有理有 节的批评,却提不出反驳的意见来。
  过了一段时间,华中局召开汇报会。会议期间黄克诚同第7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起,他们是老相识了,见面几乎无话不谈。可是这次黄克诚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不正常,成天闷闷不乐,很少讲话,就关切地问:“老曾,你心里有什么事吧?”
  “没有……”曾希圣摇摇头。
  “你就不要瞒我了。说出来我也好给你出出主意嘛!”
  见黄克诚再三追问,曾希圣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说呢……我爱人……”
  “你爱人怎么啦?”黄克诚知道他爱人是上海来的大学生。
  “她可能是特务……”曾希圣说得非常艰难。黄克诚一听吃了一惊。忙问:
  “你自己相信吗?”
  “唉,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是第2师政治部一个女干部。她和我爱人在上海上学时是同学,说她们是一起参加的特务组织……”
  黄克诚感到这件事靠不住,弄不好是逼供出来的。就对曾希圣说:
  “你别急。你不好出面,我给你调查调查,把事情弄清楚。”
  下来后,黄克诚就通过第2师政委谭震林,把2师政治部那位女干部找来进行单独谈话。
  黄克诚看着这位20多岁的年轻女干部,问她:“你们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女干部很熟练的讲了一遍,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越听越像真的。
  黄克诚又问:“你们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
  女干部又绘声绘色他讲了一大套,过程说得神乎其神,不由你不信。
  黄克诚最后问她:“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话!”
  “干真万确,绝对没有错!”女干部回答得很干脆。
  看着她年轻的面孔,黄克诚感到心情很沉重。他耐心地开导她:“我们党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你不要有顾虑,要对组织讲真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啊!”
  “哇——”那位女干部看着这位温厚的首长,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委屈
  地哭了好一会,才啜泣着说:“首长,我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编造的假话……”
  “那么,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黄克诚问。
  “运动刚开始时,我说的是真话,可人家不相信呀!硬要对我进行‘抢救’,结果大会斗,小会批,我被整得没办法,只好瞎说一气。他们问什么 我就交待什么。这样一来,反而受到了表扬、欢迎和优待。我就只好昧着良心乱供起来……”女干部越说越伤心,充满了愧疚之情。
  黄克诚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了第2师政委谭震林。问他:“你们2师共搞出多少特务?”
  谭政委想了想说:“每个团都有百多名吧!”
  黄克诚故意问道:“哎呀,你一个团就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 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都乱了套,都跑光了?”
  谭震林笑笑说:“一个也没跑!”
  黄克诚也笑着说:“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哪有这样的特务!”
  黄克诚把情况告诉了曾希圣,曾希圣的一块心病去除了,臉上绽出了笑容。
  黄克诚随即又向饶漱石谈了运动搞得过了头的看法,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饶漱石表面表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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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黄克诚(右)同粟裕(左)等在旅大观看抗登陆军事演习


  黄克诚一生勤恳为民,勤俭办事,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黄老头”。
  抗战时期他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和苏北区党委书记,一肩挑起了领导苏北地区党政军民抗击敌伪和建设根据地 的重担,他决心竭尽全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使这一地区“抗日民 主化”,成为我党的“红色区域”。为了使广大农民能休养生息,在经济上得以缓解,黄克诚根据上级的布 置,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运动。在当时土地改革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这是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时,有些群众心有疑虑,再加上受地主恶霸的威胁, 有的白天减了,晚上又偷偷送了回去,形成了明减暗不减的局面。黄克诚了 解情况后,便派出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下去进行纠正。他们加强宣传 教育的力量,派工作队和文艺宣传队下乡,通过各种方式来打消群众的顾虑。当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出话剧叫《照减不误》,群众看了很受教育,认清了翻 身求解放的道理,使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他领导群众开展了勤俭节约和大生产运动。他看到师部附近 有一户老乡,因无牲口种地,非常着急,就命自己的马夫牵着枣红马去帮老 乡把地种上。老乡过意不去,说:“黄师长没马骑怎么行?”黄克诚说:“农时不可违,先把地种上要紧。”
  住地有位朱姓人家,夫妇患病,生活困难。黄克诚便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3块钱给他们作本钱,要他们15岁的儿子卖油条维生,帮他 们渡过了难关。
  贫苦农民出身的黄克诚不但能打仗,劳动生产更是内行。他不但指挥全地区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节约运动,而且亲自开荒种地,有时去开 会或检查工作的路上,也要背上一个捡粪筐,捡的粪送给老乡或自己用。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圆,分外惹人喜爱。指 战员们都在议论:“我们的黄老头真是个多面手!”
  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节约。为了节约用布,他极力倡导并推动全师的军服都去掉了上衣的翻领、兜盖和军帽上的围圈,改宽大的中式肥腰裤为西式窄腰裤。这么一改,每人每年可节约2尺多布,全师数万人就很多了。
  苏北盐阜地区东靠大海,有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每年夏秋季节海啸 经常漫上陆地,为害百姓。海啸一来,房倒屋塌,人亡畜伤,难民遍地。目睹沿海人民背井离乡,苦不堪言的惨状,黄克诚决心修起一道坚固的 堤坝,防御海啸,造福群众。他向派到阜宁县当县长的部队后勤部长宋乃德交待说:“这是一件关 系到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这会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和他们是一条心, 是为他们办事的。我们把这事要看作不仅仅是修一道堤,而是筑起人民军队、 人民政府联结广大群众的一条坚固的纽带。”
  为了解决修堤的经费问题,他们发行了100万元 的筑堤公债,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加上部队的一部分 兵力,军民一齐上阵,在海滩展开大战。以宋乃德县长为主任的“修堤委员 会”还专门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江擎字为总工程师,进行现场指导。
  坝堤在一天天的增高,沿岸人民欢欣鼓舞,但敌人却使出各种手段来破 坏。
  有一天,八滩公粮管理局局长陈景石的屋里来了20个穿军装的人,声称 他们是新四军,是来协助施工的,要陈局长为他们准备饭。结果把陈景石骗 到二里路外的一个无人处,开枪杀害了。
  原来这是一伙十分凶恶的匪特,想以此手段来破坏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 关系。黄克诚闻讯,一面派部队去追剿这伙匪特,一面赶到工地,和民工们 一起铲土筑堤,稳定大家的情绪。很快,长54里、底宽18米、顶宽2.5米、高3米的北堤修成了。接着, 大家一鼓作气又开始了南堤的修筑。就在南堤快要竣工时,不甘心失败的敌特又伸出了黑手:他们偷偷绑架 了一直在海边领导修堤的区长李正东,凶残地砍去他的两只腿,把他抛入了 海中。消息传来,黄克诚万分震怒。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狠狠地说:“一定要彻底消灭匪特,为李区长等烈士报仇!”
  1941年7月底,全长90华里的南北长堤终于修成。就在海堤竣工的第 二天,狂暴的海啸的袭击。尽管这次海啸比往次高出许多,但新修 的大堤却巍然不动,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道屏障。
  当地的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新四军的恩德,把这条堤命名为“宋 公堤”,以表彰带领他们修堤的“修堤委员会”主任宋乃德县长。在他们看 来,宋县长是共产党员,既代表政府,又代表共产党、新四军,以他的姓氏命 名最合适。宋乃德却一再恳切推辞。黄克诚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群众对 你的嘉奖啊!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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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28日,黄克诚(左)同朱德(右)总司令在一起


  1952年10月,黄克诚由湖南省委书记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主管全军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就是服务保障工作,特别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勤俭节约、扎实办事的作风,而黄克诚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黄克诚到总后勤部上任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未解束,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行。国家的财政和军费相当紧张。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作为全军管家人,他狠抓了各种规章制度和供应标准的制定与完善。在不长的时间就主持修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80多项,并严格检查落实,为从后勤方面保障军队实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黄克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问题,不浮夸,不争彩。比如营房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没顾上喘一口气,抗美援朝战争就开始了,军队后勤建设无法顾及。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几百万军队大多借住于民房、厂房和学校,还有一部分部队驻在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破烂营房里。现在要搞正规化,要建正规军营,要完善各种生活、训练设施设备,这是个工作量大、花钱多的巨大工程。当时规定建房要先作设计书,再造预算,要层层报批。但全军都在建房,又没有设计力量,也不可能等那么长时间,怎么办?黄克诚认为,住房关乎广大指战员的切身利益,必须从实际出发,快建、建好。现在部队盖的都是平房,与民房无多大区别,农民盖房有个木匠就行了。为了争取速度,我们也可以这么搞。于是,他决定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个师建20万平米的营房,拨款800万元,住用20年。要求在坚固、适用、节约的前提下,尽量多建房子。这个办法一出,全军一齐动手,几十万军队投入烧砖烧石灰当伐木工的自建活动,更多的军队当起了建筑工,营建工程飞速进展。到1959年,全军新建营房达到4686万平方米,各部队基本有了自己的正规营房。
  在1953年底召开的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为了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确定全军实行薪金制、军衔制。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军委确定聂荣臻为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黄克诚为薪金委员会主任。
  这些改革,对后勤部门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根据财力来确定各级干部的薪金等级标准和其他待遇。为此, 黄克诚和总财务部长杨立三组织人员展开了收集研究有关资料和社会消费情况的调查工作。他们通过苏联顾问,了解苏联军队薪金制和军衔制情况;他们走访国家财政部、中央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了解国家的财力状况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情况;他们到地方机关、街道、学校、医院、工厂企业,了解各类人员的消费水平等,以便在综合各种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我军实际情况的薪金制度来。
  最后,他们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军委作了汇报,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确定了制订军官薪金标准的三条原则:
  一是薪金标准不能过高。部队生活的提高必须适应和服从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军官的薪金只能是低薪制。
  二是薪金标准不能低于供给制时的水平。实行薪金制主要是为了提高军官的生活水平,以便妥善解决军官本人及赡养家庭的问题,因此一般都要高于供给制时的水平。
  三是军官的薪金应略高于政府机关相当等级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是为了照顾军队的特殊性。因为军队调动多,生活和工作不稳定,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的紧张状态。采取这个原则,有利于鼓励军官安心在部队服务。
  为解决我军薪金的构成形式,他们研究了苏联军队的薪金构成。苏军的薪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和军龄补助金。根据我军军衔制度尚未实行的情况和职务也未完全统一的实际,他们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我军军官的薪金标准暂以“级薪”和“军龄补助金”两部分组成。所谓“级薪”,是指以职务等级定的薪金,如:正排级、副连级、正连级、副营级、正营级、副团级、正团级等。
  那么,我军军官薪金的最低起点,即排级应该定多少为宜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幅度:陆军排长月薪不少于60元,不超过80元。这只相当于地方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的工资。按一般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生活费12-15元的标准看,可以养4个人。
  根据这个提议,综合干部部门、财务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级薪共分20个等级,最低级薪正排级为每月60元,级差分别为15元、20元和30元,依次往上递增。如正排以上副连为75元,正连为90元等。
  军龄补助金是对军官长期在军队服务的鼓励,它的计算方法是以级薪为基础,按照规定的军龄补助比例增加。在军队中服务的时间越长补助越多。具体规定是:军龄满5年、不到10年的补助本人级薪的10%;军龄满10年、不满15年的补助本人级薪的15%;军龄满15年、不满20年的,补助本人级薪的20%;军龄满20年、不满25年的,补助本人级薪的25%;军龄满25年以上的,补助本人级薪的30%。
  级薪与军龄补助金之和,便是军官本人的月薪数。比如,某位正排级干部级薪按规定为60元,他的军龄不满10年,补助金为60元的10%,为6元,合起来他的月薪是66元。这样,既照应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使我军的供应制度改革迈进了一大步。
  1955年全军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黄克诚同志被授予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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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黄克诚在解放军总医院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同志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此时他年已80岁,双目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要求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无私无畏;为端正党风,要敢于在太岁上动土,敢于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要放过。对一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而对自己所受的委屈,黄克诚同志却采取大度的态度,严己宽人,从不计较;就连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他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性命,我是幸存者,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1980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心里极不平静。他拖着病躯,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轻薄态度。讲话在报纸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对他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而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即使对林彪,黄克诚主张也要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能一棍子打死,他是我军最著名的 战将之一,带领四野一直从东北打到了海南。这些功绩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些观点,对如何看待历史,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克诚同志一生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对脱离群众、损公肥己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对贪污浪费现象绝不留情,决不允许这些情况在自己身边出现,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言行作出了严格的规定。1980年,他小儿子结婚时,面对社会上盛行的婚嫁讲排场、争采头之风,他却让儿子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既不派车,更不摆宴,连许多亲友都没有请。有人说,喜事办得太简单了,俭朴得不如一个农民。
  黄克诚同志多年来一直住在那座已破旧的房子里,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暖气温度也上不去。管理部门曾多次动员他搬迁,他就是不肯。说:“现在群众住房还很困难,我们住的要比他们好许多倍!把钱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一次房上一块朽木砸下,打在他床边,差点伤了人,他才同意修修房顶。但后来听说修房要花1万元,就坚决不同意,说:“哪儿坏了就修哪儿,能省一点是一点。我们作领导的生活决不能脱离群众。”他严斥那种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国家钱财的行为,说那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这样下去我们党就危险了。
  1986年当黄克诚同志病重住院后,他知道自己已不能为党工作了,没有必要再耗费医疗资源,就拒绝继续治疗和服药,说:“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吧!”并多次拔掉输液针头。他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同志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黄克诚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却永远树立在我们的心头。
  (注:本文图片来自中国网《中国当代军事家:黄克诚》,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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