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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回乡 文/张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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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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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1 2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回乡

文/张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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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夏,我师范毕业,那段时间人得痔疮,心情也不好,所以头发蓬乱,形容消瘦。在各种复杂的心境中,挥泪离开了宝鸡,这种悲郁的心情想必是可以理解的,从我们懵懂地离乡进城那时起,就把人生的成功简单归结为生活境遇的置换,对于城市文明或多或少的沾染,使大家都产生了一种虚荣的依赖,从城市再回到农村,虽然不比当年下乡知青从城市到农村那么凄凉,但大家的面色基本没有愉悦的感觉。我们坐车离开学校的时候,哭声震天,这其中纵有离别同学情谊的悲伤,也更有离开城市时的割爱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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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了扶风县,被分配到距老家不远的邻乡,分配待定的时候,父母很担心,因为家里没有一点路子,怕把我分到最差的学校。后来,终于让同村的一位小学校长带我去“寻门子”,在家里拿了一瓶简装西凤,买了两包饼干,一共二十几块的东西就上路了。那是一个夜晚,因为下过一场绵绵的秋雨,乡间的道路泥泞难走,我和那位小学校长骑着自行车,单手打着仅有的一只手电筒艰难行进。终于七拐八拐地到了邻乡的中心小学,我们要找的人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他很热情地让我们到屋里,那是一间宿办一体的小房子,估计不到八九个平方,墙壁全用黄旧的报纸裱糊,再加上不到三十瓦的灯泡,屋里更显昏暗。那位老师皮肤黝黑,估计是长年还要务农的结果,但是人很精神,快言快语,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只要我一句话,教育局肯定会把你分过来的”。出门的时候还加上一句:“来了好好干,我手底下已经提拔了好几个教导主任嘞!”我恭敬地给他鞠了一躬。   约摸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到了开学的时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用擦得油亮的自行车带着母亲新缝的被褥,到上宋乡中心小学报到。一进门,就看见校长拿着笤帚在扫院子,见了我他直起腰来就说:“你咋上这来了?”我当时像是被电棍击了一般,立时头发竖了起来,校长意识到了,马上又笑着补充说:“你不知道?专干把你分到中学去了,那边一直都没有专业美术老师,条件也比咱这好,你就去吧!”我当时并没有觉着高兴,只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的情绪难以活跃起来,虽然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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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宋中学距中心小学不远,在乡政府大楼的后面,我算是到了那个乡最“繁华”的地段,但是乡街道几乎没有商业的痕迹,除了政府、派出所和一个百货商店以外,就是单门独户的饭馆、理发店与裁缝铺,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一群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走出来时就显得十分突兀。那年一共来了十三位新老师,有六七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不到二十,学历也最低,他们都叫我“小朋友”,另外几个是从别处调过来的老教师,有的还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一位姓张的年轻老师,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很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后来才听说他是因为参加学潮被打回原籍的,转了几个高中,领导都不喜欢,就下放到初中来了。因为学历高、收入低,也很难找到对象,像这种白白净净、干活无力、不能养家的秀才,被当地人看不起也是无可厚非,一个月三百多块的工资,只和一个卖瓜子老太太的收入相差无几。当然,话反过来说,他也无法接受长年累月在农田里锻炼得身材粗壮的农家女子,生活就是那么百无聊赖,他经常一个人拿着广播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听说后来,学校教导主任的女儿看上了他,但因为与别人已有婚约,两人就索性私奔了。没有收入,就做些贩买辣椒的生意,遗憾的是:虽然是数学系毕业,但还是赔了买卖,无奈之下,人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姑娘还是嫁给了别人,他还是在原来的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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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神秘,甚至高看了这所中学的水平,尽管他上课也不好。但别人在我的眼中很俗气,虽然他们倒也喜欢我,但喜欢我的原因是常常可以以对于女人有所了解而自居,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带着我,到附近的小学里去瞎转,因为小学里大部分是待嫁的女教师,姑娘家初中毕业,没有技术,家人也害怕到社会上被人教坏,就在附近的小学里托门子找份代理教师的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也只求混个日子,如果寻到合适的婆家,就回去持家养娃去了。女老师们空闲的时间也希望有年轻的男老师找上门来,但是一般的小学,人员很少,男的大多是年长的领导,不多闲聊。所以,对于这些中学里来的男性“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充满了好意。有坐床上的、有坐凳子的,我一般最后一个进门,就站在门边,斜靠着门板,他们说的啥我都记不清了,说是来让我长长见识,但我基本上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也就是务个心慌,说原来在大学的时候,女孩子满院跑,毕业后,要找个姑娘的身影还真难。接受不了农村生活的那种单调与无聊,只有用这种方式来打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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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个拐带人家姑娘的老师,我站在二楼的宿舍门口,看见他写写画画,写什么呢?有时候举着收音机在听,听什么呢?他有时还会把窗帘拉上,半小时后又拉开,这很让人疑惑。后来才知道,他每天都有擦身洗澡的爱好,这让我更增加了对他品味的肯定:在农村里,这样洗澡的男人还真不多见!他的自行车总是干干净净、油油亮亮,胡须也处理得光光堂堂、粉粉嫩嫩。后来我终于和他搭讪了,才知道他准备考研,我也说出了我想考大学的想法,我们有了些许共同的语言。   我当时带全校的美术,还有两个初一年级的历史课,外加一个班主任。天还不亮,顺路去上厕所的校长就在底下喊了:“班主任,快起来,娃娃们已经在教室早读了!”那时,我们的寝室是由学生的宿舍改造的,条件很差,老鼠特别多,只要人已安眠,它们就出来捣乱,在桌子上把本子撕烂,把墨水打翻,让人不得安生,有一天晚上,我和室友围追堵截,一共干掉了七只,其余皆闻风而逃。但是令人头疼的是,倒下去一批,马上又会有新的一批补上来,每天夜晚,实在让人不得安生,两三点才睡,五六点又听到校长的催叫声。
  那年老停电,冬天里睡在透风的宿舍里实在难熬,老师们就把蜂窝煤炉子放在床下,将铁簸箕盖在上头取暖,结果几个老师都中了煤气,后来,大家宁愿冻着也不敢造次了,挣不到钱无所谓,把命搭上可就太不值了!当然,学生们也不容易,他们要走几里的路程,黑灯瞎火地到学校来,为了节约用费,两个人共用一支蜡烛,墩在课桌中间。学校当时还有一种“形象工程”的要求是:桌面上的蜡烛要一字线排开,整整齐齐,以接受领导检查。但凡只要窗户上有老师和领导的晃影,学生立马挺起身板,如蜡烛一般笔直,教室里一片让人动容的肃穆之气。后来,我离开学校多年,想起这种情景,仍然不禁唏嘘。   几个月以后,省内外学校开始出现了普遍的财政困难,两三百元的工资已经不能照常发放了,年老的教师就想办法在家里搞点经营,每天下班骑自行车回去照应。校长怕这样会影响到日常的教学,就在校务会上以戏谑的口气强调:“有些老师,一大把年纪了,每天晚上还要回去,我就不知道,回去有啥好,难道能还把你美死不成?每周周末回去一次还不够吗?”大家如坐针毡,五味俱全,后来有老师在底下反驳:“我回我家都有错?我又没回别人家,有些人不回自己家可以,可以回别人家嘛”!大家一阵获得快感的怪笑。不能回家的老师,就在黑蒙蒙的校园里吼秦腔,学校里有边鼓、板胡、釵等乐器,虽然不全活,但唱腔中那种内心积郁的情感却很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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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下的生活,简单而有趣,我常常在生活的细节中感动。同时,课余也一直在为考试做着准备,没有课的时候,我就骑上自行车,到村子里去画速写,画热情的老乡,画信步闲走的禽畜。很惊讶,这种单调的生活却给了我无限的激情,一九九六年我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买了几包软猴,给学校的老师每人发了一支,校长发两支。关系相好的,就送我到校门口,学生们在楼道上傻傻地目送,我用的还是那辆自行车,后面捆着母亲手缝的被褥。
  走到校门口,门卫知道我要去上大学,挥着手,用力地说:“好!好得很!出去好好弄事去!”

  作者简介:张西昌,陕西扶风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师,美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写作出版了《千阳布艺》、《宝鸡社火》、《中国民间泥塑》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论文《知识产权语境中民间艺人的社会角色定位》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金奖;《知识产权语境中的手工艺生产与保护:以苏州镇湖刺绣产业集群为个案》获清华大学主办的“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论坛”学术大奖;《革新与传承——工艺美术转型时期的立场与走向》获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举办的国际论坛征文入围奖。
「真诚赞赏,手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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