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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扶风县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牟家三兄弟 文/安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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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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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2 23: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扶风县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牟家三兄弟

文/安永成

  扶风县近代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家族,在这个家族内,出现了三个著名的革命干部:牟富生、牟玲生、牟新生,即牟家三兄弟,他们曾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扶风老百姓的心目中,竖起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人们尊重的革命家族。本文作者根据仅有的资料(扶风县志、扶风教育志、扶风高中校志、天南海北扶风人等),对他们的事迹作以简单介绍,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了解他们事迹的同志,特别是他们的家人,不断补充、指正,将他们家族的事迹,展现在扶风百姓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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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富生(1922—1994),南阳镇坊村人,牟家三兄弟中的老大。由县立高小毕业后,先后在扶风(据扶风高中校志记载,牟富生系扶风初级中学32届(1943年)乙班学生)、岐山中学学习、入党,解放前曾任中共扶风地下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岐山、凤翔、富平、韩城县委书记。后任陕西省编制委员会副主任、编办主任(正厅级)。他的详细历史参见本文附(牟玲生文:兄长 良师 引路人——纪念牟富生逝世10周年(原载陕西日报))。
  牟富生任凤翔县委书记期间,曾与我的四表叔陈怀章(姑姥姥的儿子)一起共事多年,那时他刚从凤翔师范毕业,在凤翔县委任县委秘书、政策研究室室主任等职,即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扶风老乡,过往甚密。经常谈论解放前,他在扶风北乡山区与中共扶风县委书记和游击队负责人孙宪武,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那时四表叔还是单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牟富生干一些家务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牟富生被整,四表叔是普通干部,仍帮助牟家料理家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牟富生调任陕西省编委副主任,并将四表叔推荐到宝鸡市委办公室,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后经宝鸡市人大会议选举为宝鸡市检察院院长。并曾在中央党校、中央检察学院学习,是陕西人民检察院院长的后备人才。可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去世是年仅59岁。四表叔也是扶风县的英才之一,他的事迹在“天南海北扶风人”中有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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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玲生(1931—)牟家三兄弟中的老二。1948年于扶风县初级中学毕业后(据扶风高中校志介绍,牟玲生同志系扶风初中37届(1948年)简易师范班毕业),即参加革命,建国前为扶风地下青年团负责人之一。建国后历任凤翔县团委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副部长、副书记,延安地委常委兼宜川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主任,陕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8年离休。
  著有《躬行集》,前两集主要写作者担任省级领导期间深入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为科学决策、指导实践而辛勤工作的心路历程。第三集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自己六十余年的革命工作历程。作者以朴实的笔触、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感受,写出了自己一生在党的培养下,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与伟大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和感悟。
  牟玲生同志在扶风中学学习期间,曾是我的二舅父讳名陈景哲(1923——2007)的学生,他在学习期间,从事地下工作,曾受到二舅的暗中保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利用去青海参加龙羊峡大型水电站开工典礼的机会,专程到西宁二舅的寓所探访,感谢二舅当年对他的帮助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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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新生(1943—)牟家三兄弟中的老三,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63年扶风县高中毕业,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新疆塔城专区公安局、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保卫处、北京石化公安分局工作。1980年起历任公安部二局科长、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公安部副部长时,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榕基的推荐,1998年起任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2000年任国家海关总署署长。为打击厦门海关与赖昌星走私案,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国家立了大功。2007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
  2000年年初,中国海关总署曾经发布了这样一个公告:1999年中国海关税收大幅增长,增幅高达80.8%。这个异乎寻常的增幅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年中国政府打击走私、遏制非正常进口所取得的战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走私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令人瞩目的惊天大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在那一年被掀开了盖子。尽管远华案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是其错综复杂的案情、触目惊心的内幕,众多赖昌星的钱权交易、情色交易,使它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衷的谈资。在逃的主犯赖昌星,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被遣返回国。逃亡加拿大12年之久的赖昌星于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押送下搭乘飞往中国的民航班机离开加拿大。随后,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牟新生曾说,厦门远华案是他从警生涯三十多年中,遇到的最大一桩案件,他把它看作中国海关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历史转折点。当年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附:
兄长 良师 引路人——纪念牟富生逝世10周年
文/牟玲生
(本文原载陕西日报)

  牟富生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了。岁月易逝,亲情难忘。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们一起所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喜悦与困惑,特别是他那种应付突发事变,冷静沉着的斗争艺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富生临终前,我到医院去看望。他对我说:我在病中,想的最多是“文革”那场浩劫,不是因为我被残酷折磨过,而是想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发生这样的悲剧,长达十年之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也不能耿耿于怀。毛主席过去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也应当允许他老人家犯错误,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改正就逝世了。这是哥哥的肺腑之言。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质。他还说,我常常想起同我并肩战斗过的孙宪武、史汀等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韩象纬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就去世了,我比起他们来,算是够幸运的了。现在,孩子们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还在上学,希望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10年了,哥哥临终时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常常在我的耳际振响,引起无限的怀念……
  我同富生是嫡堂兄弟,多少年我们同在一个穷锅里吃饭,同在几亩薄田上劳动,患难与共,艰辛备尝。哥哥长我10岁,193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扶风、岐山和西北农学院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扶风县委副书记。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他常常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夜行几十里,发展党团组织,扩充地下武装,为扶风解放做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为扶风新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除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任处长外,几上几下,先后在扶风、岐山、凤翔、富平、韩城等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奋斗了近30多年,有丰富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经验,对改变这些地区“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付出了辛勤劳动。1980年至1985年,任陕西省编制委员会副主任、省人事局副局长、省编制办公室主任(正厅级)等职。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后,国民党扶风当局疯狂地追捕和迫害中共党员。5月,哥哥以“政治嫌疑犯”被捕,关押在扶风县警察局看守所。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哥哥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事前把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都做了周密的转移,被捕时敌人一无所获。在狱中,虽多次被拷打审讯,他宁折不弯,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很难定“罪”。加上地下党组织和地方知名人士积极斡旋营救,很快得以获释。1947年农历腊月三十晚,敌人第二次来到我家搜捕,因哥哥已调回到边区,使敌人扑了个空。但敌人并不甘心,便把哥哥的岳父(积极支持革命,参加营救哥哥)杀害了。哥哥得知后,心里虽很难过,仍然强忍悲痛,劝慰家人,为有这样一位为革命献身的老人而自豪。
  1948年4月至9月,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对麟游游击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不幸的是县委书记孙宪武同志在第一次清剿中就被捕了。此后,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就在史汀和哥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48年9月,敌人出动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和四个县的保安团、队,对方圆几十公里的麟游山区进行“围剿”,形成四面合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他们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哥哥就是隐蔽在磨石沟的一个农民家中。当几个敌兵即将进入这家农民院子时,他机警应付,随手接过农民交给他的一副水担,走向沟下挑水,从而摆脱了同敌兵的迎面相遇。这样,他冒着阴雨,在沟底丛生的荆棘中隐藏了四五天,农民为他送饭,通报敌情。他的腿部因受伤而严重感染化脓,直到敌人撤退后,才得以出山医治。
  富生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良师。回想起哥哥对我的谆谆教诲,是永生难忘的。我在本村小学上学时,哥哥就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他虽然很忙,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却时刻挂在心上。当他发现我读写了错别字时,不仅教我改正,而且举一反三,耐心地给我讲“为什么错”,并把一些常见的容易读错写错的字,列举出来,给我辨认讲解。时当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全乡举行小学讲演比赛大会,他为我精心修改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讲演稿,并教我注意抑扬顿挫和手势表情。那次讲演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
  我上二年级时,他调到南阳小学任教,我也随他去就读。食宿冷暖关怀备至。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因家贫而辍学,经哥哥耐心说服父亲,我才得以复学。1947年,我在扶风中学,与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友谊学术研究会,创办壁报,联络感情,抨击黑暗社会,呼唤民主自由。哥哥得知这个情况后,即对我们说,应当利用这个组织团结进步同学,宣传革命道理。后来,这个组织就成为创建扶风中学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从而也引领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56年,组织派我赴苏联学习。他为我能出国留学倍感高兴。临别时,他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我筹措了100元钱,当晚我们住在一起谈至深夜。我到莫斯科后,他怕我读俄文有困难,特地将他读过的《资本论》中文本邮寄给我,激励我奋发学习。
  1951年至1954年,哥哥担任中共岐山县委书记。当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哥哥耐心地教育干部:如果我们的各项工作离开发展生产,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当时县上确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都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到了基层乡村,“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都要限期完成,使下面难以应付。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县委书记,他统揽全局,同全县人民一起,坚决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并结合生产去进行。他反复强调,农村工作,必须因地制宜,不可主观臆断,强求一律。即使推广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也不能命令群众,强迫执行。只有经过试验,群众认为确有实效时,再逐步推广。
  在50年代初,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劳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他在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上,始终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充分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当时,岐山县委把邢克广互助组树为一面旗帜,典型示范,使全县互助合作组织得以顺利发展,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全县小麦平均亩产由1952年的80公斤,到1954年提高到154.5公斤。故郡村宋全福互助组的玉米平均亩产510.5公斤。农民是劳动者,是最讲实际的。哥哥多次对农村干部讲,像农业互助合作这种直接关系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经营活动,完全是农民自己的活动,决不能由干部运动群众,越俎代庖。县委一班人,本着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积极支持其发展。因而在50年代初,岐山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
  1965年至1970年,哥哥由凤翔县委书记调任富平县委书记。他本想在富平这个“粮仓之乡”,干一番事业。谁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实现他的宿愿宏图,反而大遭劫难,惨不堪言。1967年1月,中共富平县委被“造反派”夺权,哥哥被诬为富平县“最大走资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皮肉之苦。有一次,他在被“造反派”轮番批斗中,疲惫不堪,昏倒在地,气息奄奄。“造反派”们以为他死了,拔腿就跑。后经几个农民背到医院抢救才活了过来。“造反派”得知哥哥没有死,又从医院把他抢走,变本加厉地刑讯逼供,迫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挑起武斗”。他身处逆境,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造反派”如何软硬兼施,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假话一句不讲,假材料一字不写,诬蔑不实之词一句也不承认。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71年至1977年,哥哥恢复工作后,任韩城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在韩城工作的几年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焕发出空前的工作活力。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尽其所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更重要了。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决心追回“文革”中失去的时间,竭尽全力为韩城人民多干些实事。他对农村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错误补订的地主富农成份,经过复查都已基本改正,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集中精力抓水利建设,担任工程建设总指挥,同县委一班人,共谋大计。经常深入水利工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修建了韩城最大的一座蓄水工程——薛峰水库,有效灌溉面积136万亩。1978年受益后,粮食亩产由15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棉花亩产由15公斤提高到30公斤。其他同时修建的盘河水库、赵家坡水库实际灌溉面积5万亩,粮棉平均亩产量提高更多。如今,这几个水库,不仅是韩城农业的命脉,也是韩城工业和城市人口用水的命脉。“吃水不忘掘井人”。韩城的干部和群众,一提起薛峰水库,就想起了“牟书记”,他们说:“牟富生书记是带领我们干实事的,我们打心眼里敬重他。”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哥哥生前留有遗爱,后人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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