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纪念 抗日志士》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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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志士故事

主编：黎焕焕　副主编：冯高明

　　【编者按】“扶风抗日志士”以人物出生年份为序，出生年份相同的，以姓名第一个字的音序排列，以此类推。

朱庆澜

　　姓名：朱庆澜，字子桥
　　年龄：1874年-1941年
　　籍贯：祖籍浙江省绍兴市人，出生地，山东省济南市。
　　抗日职务：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扶风灾童教养院董事长
　　主要事迹：……民国二十年（1931）“9.18”事变后，在北京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筹集款、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及冯玉祥、吉鸿昌等抗日同盟救国军等……民国十九年（1930）春，与崔献楼一起，捐资成立“扶风灾童教养院”……民国二十七年冬，在绛帐火车站西以3万元购置土地20.5亩，作为粮、盐转运站，为救济黄泛区灾民、日占区难民，恢复生产，加大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扶风县志》
　　纪念文章：见“崔献楼”一节。

崔献楼

　　姓名：崔献楼
　　年龄：1877年-1962年
　　籍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
　　抗日职务：陕西省私立扶风儿童教养院院长兼董事会会长
　　主要事迹：民国十九年（1930），与朱庆澜一起筹建扶风灾童教养院，任院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赴南京任津浦路救济专员。后赴陕，不久重返扶风县，二次主持扶风灾童教养院事宜……抗日战争期间，山西省平陆县教养院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迁入本县绛帐镇雷家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并入扶风灾童教养院。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与迁来绛帐的河南省西峡口教养院合并，更名为“陕西省私立扶风儿童教养院”，成立董事会，任会长……
　　——摘自《扶风县志》《扶风县民政志》
　　纪念文章：

回忆流亡于扶风的平陆儿童教养所

周搤

　　1941年晋南中条山被日冠侵占后，我们平陆儿童教养所的全体师生，在黄河边上，冒着敌机炮火轰炸的生命危险.与溃军、难民混在一起，东奔西跑.在军民争渡，沉船落水，生死难保的慌乱中，有部分师生侥幸渡过了黄河,从山西到河南，闯潼关驻华阴，经西安到扶风，最后在绛帐车站西北的雷家村定居下来。
　　当年,我们这些在教养所就学的难童，如今俱已年过花甲，有些已年逾古稀，参加工作的也都已离休或退休。虽散居全国各地或泊居海峡彼岸，但在通汛中，提起往事，犹然历历在目，无不感念至深.值此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大家提供回忆情况，鼓励我写成了这篇纪念文章。
　　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相继沦陷，1938年，战火烧到了晋南各县，当时，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为了使逃难的少年儿童不致失学,于1939年夏季，分别在洛阳、济源、平陆、长安四地设立了难童收容所，平陆儿养教养所设在山西省平陆姓曹川乡的太寨村，当初名叫“山西晋南难童收容所，”后改名为“平陆儿童教养所”。
　　教养所按完全小学编制，收容难童500名，下设教导处和总务处，分管教学和总务。有太寨村时,借用民房或窑洞居住,学生来自晋南的闻喜、绛县、夏县、平陆、垣曲等县。难童的衣、食、学、医等费用,全部由公家供给，使流离失所的少年儿童有了生活和学习的处所。
　　教养所笫一任所长是邓文烈，曾留学日本，教育主任是申实生，教师有杨景峰、杨璧如（光润）、 解佑之、刘厚轩、张博泉、段玉温、傅鑒光、秦良弼、牛佩烈（乃武）、赵登明、乔恩栅（子方）、 李谋(子猷）、安培离、连海寰、张青云、徐俊卿及其妻席老师、会计田老师和两位系父子关系的廉老师、卜冰如、王水、戚垂民、张泽民、李慧贤、 车振中、刘国征等，教师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邓文烈、杨景峰、申实生、杨壁如、张博泉等共产党员，还有相当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
　　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进步教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大家又都处在国破家亡的患难中。所以，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和衷共济，对救亡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
　　这个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骨干力量组成的教师队伍，对学生思想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得难童教养所不同于历史上救济灾民的舍粥场。它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人民，做为政治目标的。学校在教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又积极开展抗日爱国教育的宣传活动。它的学生，既是被救济的难童，又是为着实现上述政治目标培养的后备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1941年10月 ,教养所因故从华阴迁到了扶风县绛帐车站西北的雷家村，当时，学校共有学生500人11个教学班，并吸收了该村在外上学的学生.有教师30多人,孙显卿任所长，设立教导、事务和生产三个股，毎股各设主任一人，教职员若干。
　　学生的课程按年级不同各有繁简，各年级分别开设了国语、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珠算、党义、英文、体、音、美、常识、说话、卫生、缀句等。
　　1943年，由于学校抗日国宣传活动的活跃, 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和恐惧，因之，学校的救济金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笫五救济区同情和支持我们，但赈济委员会减少了经费，使我们全体师生生活陷入困境。所长孙显卿先生为此积极奔走,凭借他在慈善界的名望,联络朱子桥先生生前的友好人士，向社会发起募捐。虽有乐善好施之士慷慨解囊，但对解决500人的生活问题，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 添粮莫若减口，经第五救济区决定，动员部分学生去西安战干团和向青海、新疆的儿童教养所遣散部分学生，以缓解经费困难。经过动员,先后有近百人去了战干团,100多人去了大西北。走时,学校还开了欢送会。去战干团的学生代表慷慨陈词：“国土在沦丧，同胞在受难，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们不能稳坐读书，我们要效法班超的投笔从戎,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誓死报效祖国！”老师们还编出了欢送歌：“昆仑山苍苍，天山风洋洋：我们祖先在此地发祥，子子孙孙来东方；传衍五千年，历史有荣光。西北开发好机会，大伙都来看看老家乡。” 并教唱“左么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的《玉门出塞》歌曲。
　　学校经过疏散减员和停止收容难童的办法度过了暂时困难，仍有200余名学生要在这里继续生活。孙所长和老师们最大的愿望是将自己亲手收容并培养的学生能升入中学，或抗战胜利后能平安地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
　　学校的经费仍然难以为继，当年的夏装还无着落，又风闻要将我们全部向青海、新疆疏散，我们也理解所长和老师的苦衷，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李克繁等20名同学，分别考上了国立七中和其他学校，但学校还有近200名学生仍维持着困难的局面，后经第五救济区决定，停办平陆儿童教养所，人员分别并入长安儿童教养所和扶风灾童教养院。这样，虽然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处境，但抗战还未取最后胜利，学生们也未全部毕业，更无望回故乡与家人团聚,在孙所长和老师们心中却留下夙愿未遂之怅惘。
　　当年11月8 日,由刘厚轩和崔克善两位老师带领近200名学生去了西安，与长安儿童教养所合并后，改名“陕西省第一儿童教养院。抗战胜利厚，改为“陕西省第一育幼院”，以后又和汉中儿童教养院合并，改名“陕西省第二育幼院”。崔克善老师又随同到了汉中。
　　孙所长则和部分教职员晁吟琴、刘光华、段占凤、胡凌霄等带领20余名学生去了扶风灾童教养院合并后改名“陕西省私立扶风育幼院”，孙显卿所长改任院长。
　　平陆儿童教养所，从1939年成立到1944年底结束，五年时间，经历流亡山西、河南、陕西的历程，先后有三位所长事职，先后收容难童约2000名，除流亡过程中，遇难和被俘的200余名师生中，几位教师残遭杀害,学生被遣送回家、部分参加八路军外，经过培养教育,毕业学生四期，有的考入其它专业学校，还有56人考入省立七中、五中，余皆在中途经过数次疏散，输送到其它学校继续上学。
　　我们的母校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中条山事变也已过去53年，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给我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他们残暴的罪行；永远怀念被日军杀害的爱国教师。我们深切怀念和感激抚育教养我们的老师。当年的老师除个别在世外，大都已作古，他们许多人终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都能清贫自守。即使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仍然自奉俭朴，在社会动荡之际，不随波逐流，正直做人, 不愧为人师表。关绳武老师，他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对工作忠于职守，他恪守“耕读传家”之古训，既读书求知，又重视农业生产，他到扶风育幼院被委以农场主任之职，在他任期内，既重视农业新技术的引用，又重视园艺生产的开拓，还在农场开展了多种副业，源源不断地供给育幼院师生和农场职工各项必需之经费，扶风解放时，他仍坚守岗位，稳定人心，保持正常生产。使人民政府能够顺 利的接管,并仍委任他为农场主任，后调省农林厅工作。
　　提起当年平陆儿童教养所的学习与生活，犹觉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我们永远怀念并深刻铭记着我们的母校，永远怀念和感激培养教育我们的老师，当年的同学，现遍布全国各地、分别从事党政军民学，理工农艺文的各种工作，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提起当年情景，仍然兴奋异常，亲切如故。

后 记

　　为了写成这篇纪念文章，当年的同学尚振国、关联芳、李树华、吴宝善、邢效善、张亚男、张青叶、张青灵、姜天民、吴玉如、李克强、李克敏、王克、刘启云、卫镇陆、孙治勤、向华、周钧、王国铎.韩青英等同志不顾年老体弱，排除各种困扰, 认真负责地提供了有关情况，在初稿完成之后，关联芳、尚振国同志详阅、审核、修改，才使此文缀句成篇，在此一并致谢！
　　——选自《扶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冯高明

说明：各个抗日志士的生平及故事，只介绍其参加抗战的情况。所以，选取的有关文章，只摘抄参加抗战的内容，文中的其他部分，以省略号代替，敬请原文作者谅解，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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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华堂

　　姓名：冯华堂 字云亭
　　年龄：1889年-1962年
　　籍贯：扶风县法门镇冯家村
　　抗日职务：国民革命军41军第92师师长。
　　主要事迹：民国十五年（1926）3月，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刘镇华围攻西安城，困杨虎城、李虎臣部于西安城八月之久，辎重弹药殆尽，危在旦夕。冯华堂随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部挺进西安，包抄刘部侧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迫敌仓皇溃退，西安之围旋解。此后，又奉命北渡渭水，追剿叛军麻振武部于大荔。十七年（1928）5月，出关支援第二次北伐，攻克济南后，目睹日军大肆杀戳而造成“五·三”惨案，遂率部反击，鏖战两昼夜，敌溃而逃。大灭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民国二十七年（1938）2月，他被委为关中西部保安团队地方专员，组训武装力量，以防日寇西犯……
　　——摘自《扶风县志》
　　纪念文章：

冯华堂将军北伐途中的抗日壮举

冯继龙（冯华堂之重孙）

　　1928年3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曾祖父所在的方振武部改编为第1集团军第4军团，所部扩编为三个军，原第1军第2师与第2军合编成立第41军，军长初由方振武兼任，旋由鲍刚升任……41军由湖北孝感、花园一带开往归德、砀山，进攻山东，克金乡、兖州、济南等地，立下了赫赫战功。曾祖父是41军第92师师长。1928年5月，北伐军攻克济南，方振武出任济南卫戍司令，41军随方进驻济南。3日，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泉城，发动济南事变。41军军长鲍刚3日一早到浴池洗澡，因为日军封锁了街道，他被困在浴室，到晚上才被接出来。鲍刚对日军的无理挑衅怒不可遏，他的92师和93师对日军的进攻都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战斗相当激烈。特别是92师曾祖父冯华堂部，因为该师是济南的卫戍部队，职责攸关，预先作了战斗准备。驻馆驿街的师部突遭日军攻击，伤亡惨重。41军各部及40军贺耀祖部随即奋起反击，在“五·三”事件中，跟日本军队打得最激烈的中国军队就是92师。当然，损失也最为惨重。当晚，41军奉命退出济南。（注：文中的“曾祖父”指冯华堂）
　　——摘自冯继龙《传奇将军曾祖父冯华堂》（初稿）
　　相关链接——济南事变：又称“济南事变”“五三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竭力阻挠北伐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
冯华堂与开封女中
　　在撰写开封女中校史的过程中，有一段岁月令人难忘，那就是开封女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亡的日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女中的几百多名学子，从古城开封出发，一路坎坷，奔向豫西南，来到了淅川县；淅川沦陷后，师生们越过豫陕鄂交界的荆紫关，奔向大西北进入陕西，经商南、商县、蓝田、西安、武功，来到了扶风县豆会冯家村。落难异地，举目无亲，女中的师生们又一次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境地。这是女中校友林焰的回忆。
　　危难之时，一个当地的好人站了出来，他把女中的师生们安排到一所学校继续上课，解决吃饭、住宿问题；他动员乡亲认亲，开展募捐，扩建校舍；他向所有女中学生的家庭打电报报告平安……
　　他叫冯华堂，扶风人。
　　那么，冯华堂将军是怎样照顾流亡至他的家乡冯家村的开封女中师生的呢？据冯华堂将军的曾孙冯纪隆搜集的资料得知，当时在马校长的带领下，流亡到西安的开封女中学生有400余名。在西安，师生们饥寒交迫，但由于种种原因，辗转十多天没有单位接纳。时任豆会亲民职校董事长的冯华堂去西安办事，闻讯后立即与女中负责人联系，开封女中的师生全部入住豆会亲民职业中学。冯将军召开了欢迎大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他的行为感动了全校师生。
　　为解决女中学生的住宿问题，冯将军费尽心思，要求冯家村年龄稍长的妇女每人至少认两个干女儿，要视为亲生，同吃同住。一位叫冯高明的老师，其祖母所认的两个干女儿李玉梅、白红喜，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冯老师的祖母去世前仍有往来。安排好女中学生的学习、生活问题后，冯将军复返西安，向所有女中学生的家庭打电报报了平安，并在西安开展了“开封女中落难扶风，生活无着 ”的救助募捐活动，用募捐到的资金扩建了校舍，增添了设备。得知消息的女中家长们十分感激。
　　据从豆会亲民职校毕业的冯家村冯佩林老人讲，开封女中学生与本校学生实行轮流上课，即本校生自习期间腾出教室，开封女中上课，本校生上课期间，开封女中学生便在学校东面一桐树林中席地而坐自习。由于学校校舍少，女中师生就在教室的桌子上铺上被褥睡觉。有些女中女生在高中部读了五年，冯将军就聘请她们做亲民学校的辅导员。女中学生的学习精神和高涨的抗日热情，也点燃了当地学生心中的烈火。
　　在扶风县进步组织领导人孙宪武（当时曾经以教师身份任教于此校）的带领下，学生高唱红色歌曲，表演进步节目，以各种形式宣传鼓动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随着抗日战争的纵深发展，寄宿于豆会中学的开封女中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和帮助下，部分学生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回老家从事教育事业，有的继续深造。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封女中师生挥泪告别亲民职校，返回故乡。开封女中的到来，使亲民职校不但驰名关中，而且誉满河南开封。
　　——摘自《开封市25中校史》编辑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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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庭

　　姓名：张瑞庭 字秀岐
　　年龄：1892年-1982年
　　籍贯：扶风县天度镇阎村张家人。
　　抗日职务：陕西抗日义勇军团长
　　主要事迹：……二十八年（1939）任陕西抗日义勇军团长时，曾大胆起用中共地下党员李特生为团部军需，并把团部的政治宣传工作交地下党员朱侠夫主持。是年秋，部队奉调山西省中条山，配合正规军与日寇开展游击战斗，曾多次获胜。但因非嫡系，遂被排挤离队归里。三十四年（1945）为振兴地方工业，他曾集资开采麟游北马坊煤矿，为失业青年谋求生活出路……
　　　　——摘自《扶风县志》
　　相关链接——陕西抗日义勇军：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是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陕西新组建的一支抗日军队。她在组建之初遭受了国民党的“军事剿除”，多有伤亡，但她坚强地站了起来，成为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继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高桂滋、孙蔚如等陕军之后东渡黄河，转战于晋、冀、鲁、豫、绥，经过三年多对日作战，于1941年被国民党改编为新编二十六师。

张瑞庭史略
陈怀德

　　张瑞庭，字季岐，1892年农历10月初10出生于扶风县南阳乡阎村，1903年进入家乡私塾求学，读书使他从少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立下了安邦治国之志。190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办高等小学，辛亥革命后他以工业救国论者自许， 1914年考入设在三原的陕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各地军阀兵革四起，百业凋蔽，民不聊生，时势促使他弃工从戎。1918年从工业学校毕业后，便投军于右任和井勿慕组建的陕西靖国军，在第四路机枪三连任班长。不久，又被派往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炮兵分校学习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1920年毕业后又回到靖国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 )，由排长、连长晋升到炮兵营长。北伐战争后，原为靖国军第三路北伐中成为中央十七路军回师陕西，领导人杨虎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在收编军驻风翔的杨万青这支归属千山残部交涉中，发生了杀害收编使者陆军中将李云溪事件，杨万青部随之敗伙。当时张瑞庭正在此部，又与李情深意厚，未能救李而背嫌疑，被押往西安，释嫌后于1929年离陕，流浪郑州、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当他亲眼看到租界口挂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后，使他深受丧权之辱，决心要为恢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奋争。不久，受聘就任陕西省印花税处韩城、合阳和澄城区专员。1930年，西北民军成立，应邀任营长、团长和副军长.。1933年,西北民军编入国民革命军，他在84师任连长，因同事犯事他负失察责任被撤职，改任86师少校军械员。1935年长子病疡，遂借此故赋闲西安。1936至1937年应聘担任长蓝禁烟局总务处长。1938年，日寇逼近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委任张飞生和张应坤，招慕人员成立陕西爱国志士抗日军 (后改称陕西抗日义勇军），他和西安的戴铭九等人都认为陕西处在危亡时刻，领兵抗日正是实现救国的良好时机，他应邀一直担任一支队一团团长。1939年秋，国民第8师在山西芮城与日军作战失利，调抗日义勇军驰援晋南，他奉命率领全团将士，从河南省阌乡渡口强渡黄河，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袭击盘据在永济焦楼村的日军，“血战永济”的胜利消息在《西安工商报》和《秦风日报》披露后，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情绪。正当全体将士奋勇杀敌之时，司令何文进等怕这支队伍再立新功，必为高层赏识，不听他们调动，便命令该部立即回师陕西蒲城，改编为新编陆军26师，张瑞庭改任76团团长。1940年远调到甘肃秦安转固原。1941年日寇侵略绥远战事日烈，才将该师调到西山咀，划归傅作义指挥与日军作战，1942年该部开往后套，桃李明打内战，张瑞庭借故请假回家（时担任虚职，为26师少将指挥官），交清团长手续后回家赋闲西安。
　　张瑞庭賦闲西安后，心情一直不平静，对国家前途忧心如焚。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结识了杜斌丞、杨明轩（盟员、共产党员）、韩望尘等， 大家深知他在1938年担任陕西抗日义勇军团长时，敢于接纳陕北派来的共产党员李特生担任军需主任，朱侠夫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供给来往陕北的路费，对此他们大加赞赏。并向他通报中国民主同盟已于1941年成立，说明盟的政治目标包含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党盟是亲密战友，当前共同的任务是驱逐日寇，反对独裁，建立民主新中国。革命志士的知心话，使他看到了国家的光明前途，明确了个人必由之路。
　　……
　　1982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是他家每年“待客”的日子，幸逢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儿女大团圆，心情兴奋，午饭亲友敬酒时，笑着闭上了眼睛，度过了他灿烂的91个春秋。安葬日，村上在村口搭起了彩门，大队书记为彩门撰写了挽联， 概括了他的生平：

戎马运文展雄才坎坷九旬
跟党共事图大业进取一生
横批：开明爱国

　　——选自《扶风文史资料》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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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梅轩

　　姓名：毕梅轩 外号毕大煞
　　年龄：1893年-1965年
　　籍贯：扶风县召公镇后董毕家村，后因婚迁居高陵通远吉家。
　　抗日职务：第一战区第6游击纵队少将纵队长（又称司令员）。
　　主要事迹：……1936年经于右任推荐，报考中央军校特别班。毕业后，任陕西民团总指挥，后又任军政部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处长，驻乾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毕梅轩决定组建独立的抗日武装，大展抗日救国宏图。补训处本身就是专门从事招兵与筹集粮款的部门。他充分发挥自己所在部门的优势，四处招募兵员。同时又联络收集自己以前的旧部。很快他在甘肃天水、徽县、成县及宝鸡等地，收集了两个团的兵力。随后，毕梅轩又积极联络在国民二军时结识的奚乃斌等人，进一步策划和组织这支部队的发展大计。很快形成了三个步兵团的兵力，组成了陕西抗日游击师。这支部队的装备还算可以，基本上每人都有枪，原来的旧部还带来了一些轻、重机枪。1937年11月30日，毕梅轩授陆军少将。1938年夏秋之间，毕梅轩部奉命开往河南灵宝接受正式训练，在灵宝训练半年之久。第一战区改该师番号为第一战区第6游击纵队，任毕梅轩为少将纵队长（又称司令员）。1939年春，6纵队奉命开赴山西，配合第四集团军38军赵寿山部，担任晋南翼城、垣曲一线防务。1941年春，日军对晋南及中条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毕梅轩部及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与几倍于自己的日军恶战。5月9日，在最后的关头，毕司令为保住最后的一些实力，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便决定纵队大部分人员撤离，分散突围过黄河退到河南或陕西，而自己身先士卒，带领全部直属队的两个营在后面掩护，坚守在司令部附近的山上。最后只有少部分人突围出去了，大部分官兵牺牲了。毕司令和一部分官兵不幸被日军俘虏，送日军收容所受训。三十一年(1942)结业分配，毕梅轩不愿作汉奸，化装脱逃。以狮子牙粉充眼药，走村串寨，换钱糊口。至洛阳，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议。三十四年(1945)，洛阳失守，回家务农……
　　——摘自《百度百科》和《三秦游网·地方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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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集谊

　　姓名：罗集谊，字觉僧，号浩然
　　年龄：1896年-1973年
　　籍贯：扶风县绛帐镇西街村人
　　抗日职务：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
　　主要事迹：……民国10年(1921)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日本留学，攻读经济学和国际法律知识……精通英、日、法、德等国语言。历任中华民国驻韩国、日本领事官领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专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撤销驻日领事馆，又去香港任英国在港总督秘书。期间，利用特殊身份，护送一批中国驻港爱国著名人士安全撤离，抵达重庆。日本投降后，罗集谊出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参与对日战犯的审判……
　　　　——摘自《扶风县志》
　　悼念文章：

扶风人罗集谊参与东京审判
他时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参与起草了判决书

《宝鸡日报》记者 张丽萍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在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中，曾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的是扶风县绛帐镇西街村人罗集谊，他与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并肩战斗，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在抗战胜利 70周年来临之际，记者辗转联系到了罗集谊的侄子罗正东，听他讲述了伯父的故事。
　　罗正东今年 84岁高龄，曾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提起伯父罗集谊，他情绪激动。他告诉记者，听老辈人讲，伯父从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1913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经济学，之后，曾两次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和国际法。“伯父一辈子坚持正义，不辱使命，在涉外活动中颇有建树。”罗正东说，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 1月，各同盟国宣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 11个国家，各自组成本国代表团，赴日本共同审判日本战犯。在遴选代表时，鉴于罗集谊谙熟国际法，有外事活动的经验，又通晓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遂被推派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在历时两年半的过程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八百余次，先后审判了东条英机、板垣、土肥原等第一批 28名甲级战犯，罗集谊参与起草了长达1213页的判决书，对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贡献，圆满完成了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
……
　　　　——选自《宝鸡日报》

缅怀伯父罗集谊

罗振东

　　罗集谊，字觉僧，祖籍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西街村，1896年10月1日生，七岁开始在绛帐北城楼私塾启蒙，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继由扶风县城内高等小学堂升入西安某旧制中学就读，1913 年考入北京淸华大学攻读经济学，1916年毕业，时年仅20岁，为当时陕西唯一的年轻清华毕业生，品学兼优，受到国家器重两次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先研究经济学，后又专攻国际法，取得学位回国后，任南京大济系经济学教授，不久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专员，在外事活动中颇有建树。
　　1933年受命出任中国驻日本函馆领事馆领事，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侵略中国的战争即将爆发，两国关系极度复杂的形势下，他针对日本每一侵略行径，及时回报中国政府外交部并立即给予揭露，坚持正义立场，义正词严地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从不辱使命。直至中、日两国公开宣战后，驻日领亊馆奉命撤销回国。不久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公旋即赴香港，任英围驻香港总督府秘书，期间激于爱国义愤，利用其特殊身份，冒险护送一批留居香港的著名爱国人士安全离港，平安回到重庆，免逍日寇迫迫害。集谊公这一爱国义举，受到社会舆论的尚度赞扬。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宣告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十一个国家，各自组成本国的代表团，赴日本共同审判日本战犯。中国代表团在遴选代表时，鉴于集谊公谙熟国际法，有外事活动的实践经验，通晓英、日、德、 法四国语言，擅长辞令，被推派担任中代表团秘书长，随团赴日。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紧张工作，开庭审理880次之后，由集谊公亲自参与起草了一份长达1213页的判决书，判决了对亚州和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28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绞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圆满完成使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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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附言
　　伯父集谊公，早年出外求学，后长期居住香港，多在海外工作。我当时年幼，对他的事迹知之不详，仅凭父亲生前讲述的点滴事迹，提供于上，希望在国内及海外的亲友，看到本文后，提供有关伯父生前亊迹资料，以求进一步翔实完备。
　　　　——选自《扶风文史资料》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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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藩

　　姓名：公秉藩 字屏轩。
　　年龄：1900年-1982年
　　籍贯：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人。
　　抗日职务：国民革命军第34师师长
　　主要事迹：1936年1月叙任陆军少将，1937年8月任第34师师长，1941年率部参加中条山战役。
　　　　——摘自《扶风县志》
　　纪念文章：

血染中条（摘抄）

萨沙

　　——国军在中条山的部署如下，7个军成弧形配置：第80军和第5集团军一同守备中条山西部；第14集团军防御中条山北部；第9军防御中条山东部。
　　——第5集团军，也就是第3军（第7、第12、第34师）、第17军（第84、新2师）由左向右，并列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
　　——第34师师长公秉藩回忆：每连士兵多不过七八十名，少则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也就是一个排的兵力）的也有。第3军第7师是主力部队，他们在3月的战斗中，曾经调动一个主力团增援14集团军。该团从我师阵地上经过，我仔细数过，每连只有战斗兵六十多人。兵员不足，补充也极为困难。因为中条山上太苦，吃不饱穿不暖，病死的又多，士兵把这里视为活地狱，一些士兵乘夜间放哨之际，扔掉武器逃亡（携带武器逃亡是死罪），坐当地人的牛羊皮筏渡河。我师在八个月内补充了2000多新兵，却还不是不能完全弥补部队的缺额。
　　——第3军继续向南前进期间，在夜色中突然遇到在侧翼作战的34师师长公秉藩。34师本来在唐王山和3000多日寇激战，因为一线防御阵地还算坚固，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但经过一天战斗，唐王山还是失守。公秉藩指挥部队奋力反攻，一度已经杀上山顶，将日军歼灭大半。就在此时，第5集团军总部急电34师，命令该师放弃唐王山，四小时内赶到司令部所在地马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马村已经被日寇袭击，万分危急。公秉藩当场在电话中表示：马村距离唐王山80多里，我们和日寇正在激战，撤退相当困难，四小时绝对不可能到达。但这毕竟是命令，所以，公秉藩只得安排部队一面殿后，一面转移，当晚也没有到达马村，反而和唐淮源他们碰到一起。满头大汗的公秉藩告知他们：日军已经突破80军防线，占领侧后驾桑镇。34师也从一线阵地撤退，目前还在唐王山和日军胶着激战，情况严峻。唐淮源则告知公，马村早已经失陷，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已经被打散。由于军情紧急，公秉藩说了几句话以后，立即返回部队继续指挥。唐淮源由此判断，南撤已经不可能，五福涧恐怕早已失守，实际上也差不多。由于自知一个渡口不可能渡过数万大军，卫立煌在命令第80军死守台寨的同时，还命令黄河南岸的85师2个主力团立即从五福涧北渡，务必死守这个渡口，并且控制10多条渡船用于撤退。但第5集团军由于日军绕道侧后利用要隘阻击，加上山地道路狭窄，撤退非常困难，部队尚且没有赶到，而日军第16旅团就已经杀到五福涧。这两个团被迫以劣势兵力和日军苦战一日，苦苦等待5集团军主力赶到。伤亡殆尽，被迫放弃五福涧渡口。随后这两个团多次发动对渡口的反攻，双方混战到10日，国军这两个团残部知道无法夺回渡口，被迫撤回南岸。
　　——第34师公秉藩师长回忆当年写道：13日上午，日寇乘大雨攻击更猛，炮声机枪声震耳欲聋，第7师，第34师凭借山地与第激战，伤亡惨重，山谷流水被人马践踏和伤亡官兵的血，染成了血红的泥浆。14日上午大雨不停，日寇仍然攻击猛烈，包围圈越来越小，官兵冒雨激战数日，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浸在大雨中，外无援军。
　　——第3军第7师突围则比较顺利，他们除了21团一开始就被击溃，无法控制以外，其他各团都由李世龙师长领导，在当地民众大力帮助下经过苦战突围。不过，另外一个第34师就没这么好运气。34师师长公秉藩所部分散成团突围，公秉藩率领特务连，工兵连，辎重营，通讯连和201团一起突围，连续战斗三日，部队也被打散。18日，公秉藩和副师长王自强，参谋长唐汝昌，政治部主任欧阳瑛以及几个卫兵被日军包围在小山坡上。其他几个人逃入深山老林逃走，公身边仅剩2个卫兵。他在山林里面躲藏了1日，被搜山的日寇发现。公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向日寇投降。这个公秉藩是抗战以来，第一个在战斗中被俘后投降的国军师一级军官！其实这并不稀奇！第3军是滇军出身的中央军，但34师是在战前临时归属第3军统帅的部队，不是第3军系统。公秉藩的34师本就是为第九路军第5师，是杂牌中的杂牌。本来第九路军的成分就极为复杂，下属的三个师包括浙军，奉军，西北军，晋绥军的大杂烩，甚至还有山东土匪刘桂堂的部队。
　　——摘自《萨沙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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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海

　　姓名：崔玉海
　　年龄：1901年-1980年
　　籍贯：扶风县五泉乡（今杨陵区辖）崔家村人。
　　抗日职务：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0师师长
　　主要事迹：……二十九年（1940）在山西太行山区与日寇作战，以游击战术取胜，晋升为国民政府军副师长。崔玉海指挥作战，以勇猛称著。临沂大战中，他指挥5个团，正面布防，狙击日寇，使其难以寸进。激战中，双方伤亡甚众，寇不断增兵，协同作战的左右友军见势纷纷暗中撤退，唯崔玉海率孤军攻入临沂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后奉马法玉军长撤退命令，始率部冒死冲出临沂城。三十四年（1945），日军欲越黄河，入侵陕西省，崔玉海师首当其冲，与孔从洲等部奋力保卫潼关，与日军独立旅对峙月余，坚不可摧，迫日军后撤60里。六月，国民党当局下令38军遣散，崔仍滞留河南，不久退役……
　　　　——摘自《扶风县志》

　　崔玉海（北伐与抗战）简历（1902-1980）
　　1922年5月，考进冯玉祥西北军开封军官学校步兵队。
　　1923年1月，毕业后任冯玉祥部孙连仲旅副排长；不久升任排长，副连长。
　　1924年初，任冯玉样陆军校阅阅兵使署军官教导团步兵二队队长；后升任二中队副队长；10月，长城沿线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被直军总司令吴佩孚任命古北口方向第三路军总司令。他临时调入冯玉祥总部警卫团任营长，冯玉祥部被改编为国民军一军，他被编入孙良诚部任副团长。
　　1925年12月24日，他随孙良诚部帮助孙岳国民三军、邓宝珊国民二军一举攻克奉军李景林占据的华北重镇——天津，战后，他升任孙部团长。

　　1926年8月初，他率部在孙良诚指挥下于北京昌平县参加了抵抗 奉军的女口大战，失败后，他随孙部撤往绥西五原县驻防；9月，他率部参加了冯玉样五原誓师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孙良诚北路援陕军任副旅长，时集体加入国民党；不久，他与孙部奉冯玉样命令开赴陕西西安城下，与刘汝明部、韩复第部、方振武部、 过之纲部一起击败刘镇华镇嵩军，解了被刘镇华围困八个月的西安之围；此后，他升任孙部旅长，率部参加了汉中地区、秦岭地区的剿匪活动。
　　1927年4月，他率部进入中原，参加北伐战争。
　　1928年，升任孙良诚部副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蒋军收编，被编入庞炳勋的第40军第39师。
　　1931年，任第40军（军长庞炳勋）第39师（师长庞炳勋兼）第116旅（旅长陈春荣）第231团（团长李运通）副团长。
　　1933年，任第40军（军长庞炳勋）第39师（师长庞炳勋兼/马法五）第116旅（旅长李运通）第231团团长。
　　1936年3月18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
　　1939年1月，任第40军（军长庞炳勋/马法五）第39师（师长刘世荣）第116旅（旅长李运通）副旅长；7月15日，获颁华胄荣誉勋章；8月2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
　　1942年5月，任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39师（师长李运通）副师长。
　　1943年6月，任新编第40师师长；10月6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新编第40师撤销编制，离职……
　　　　——摘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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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诚

　　姓名：王瑞鹤，字幼成
　　年龄：1901年-1958年
　　籍贯：扶风县段家镇银王村人
　　抗日职务：“西安事变”三日后，受杨虎城将军指派，任临潼县县长。
　　主要事迹：—九三三年，他应孙蔚如之请，任三十八军参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三日，临潼局势极为混乱，杨将军以临潼乃要冲之地，特任他为县长。到任后立即查处贪官，稳定民心和局势。主政临潼期间，临潼书院门小学成为一座宣传抗日进步思想的堡垒，地下党的活动几乎是公开的。—九三八年.他离开临潼不久就去国民党四区(商洛)专员公署工作。一九三九年调往十区（成阳）专员公署任秘书。多次利用合法身份，掩护和支持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营救被捕的地下共产党员。
　　　　——摘自下文
　　纪念文章：

王幼诚传略

王世民

　　王瑞鹤，字幼成，诚斋先生次子。一九〇一年生于扶风县段家乡银王一个书香家庭。幼喜文学，后修文并习武。以冲幼之龄与其兄登同榜秀才。民国建元后，新学兴起，他又去保保定育徳中学求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物理。其时，先生之志在于振兴科学实业，以挽救祖国危亡。一九二四年，父亲辞世，家境艰难，学校规定物理课所需实验仪器必个人出资购买，因家资不足，遂转而研习哲学。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即秘密从事反北洋军阀的斗争。一次革命小组开会，突进军警包围，以自己的机警和智慧保护了全体同志。一九二六年，他回到故乡，曾参与组织了扶风第一个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县党部，同时参加者有张和鸣、魏青萱、贺子和等进步人士。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地，他在杏林镇协同其他有识之士组织了农民协会，树起了革命旗帜。不久，他去甄仕仁（寿珊）先生军中任职。甄乃一儒将，奋起辛亥，继以反袁，复与北洋军浴血奋战。甄当时任国民军第三师师长，部队住雨金镇，甄乃王诚斋先生生前友好，深知幼诚才学，特为器重，任命他为参谋长。王幼诚为人精敏，善洞察，具远见，果于判断，勇于任事，因而甄军中大事多与共谋。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其军内清洗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因为中山先生之信徙,且受共产党之影响，斯时仍然坚持中山“三民主义”，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所以，幼诚得以在军中与共产党人继续共事。后来甄仕仁威望日隆，蒋介石深为忌惮，乃解除其兵柄而任以陕西省印花税征收。王幼诚受甄命主管岐山一带印花税征收。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陕西大饥，而扶、武一带尤甚。人民辗转流离，死于道旁沟壑者，屡有所见，其状至惨，令人目不忍睹。饥馑过后，逃荒者相继归里，而耕畜几绝，种子乌有，他数请于省政府乃拨款于扶风一带予以救济，使困苦的人民赖以恢复生产。
　　—九三零年，蒋、冯，阎战争爆发，冯玉祥战败，兵退陕西。冯部刘郁芬主持陕政，人民多有反对者，陕局极为混乱。甄仕仁应陕西人民之请，组成西北民军，设司令部于凤翔，任幼诚先生为政治处长。后蒋任命甄为西北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下属十一师之众。杨虎城率部入关，受蒋命为省主席后，甄与杨保持合作，计划将所部西移宁夏，联合甘肃，取得与苏联的联系，则西北自成为一革命局而。此宏图远略为西北方面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所共同赞助。蒋介石深怕甄杨二人合作控制西北，密令何应钦挑拨杨甄关系，请甄去西安开会，蓄意谋决，王幼诚劝阻甄不去西安，提出三策，一是派代表去，切实协商；二是双方共同商定开会地点，部队亦应有非常准备；三是西北民军全部交杨指挥，自己下野。甄未采纳，坦然不疑而往，遂被难。杨虎城昔在靖国军中对诚斋先生徳才深为敬重，亦知幼诚才华出众，于被甄难后，欲请他任秘书，他以甄系先父至友，无罪被杀，守义辞谢，乃去而任教于虢镇中学，继而又去凤翔中学教书。
　　—九三三年，他应孙蔚如之请，任三十八军参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三日,临潼局势极为混乱，杨将军以临潼乃要冲之地，特任他为县长。到职之后，迅速安定地方秩序，尽力兴利除弊。他得知县府丞审（法官），贪贿，便亲自听诉断案。遇到贫富双方争讼，他必反以按察。因富者多狡而善辩，穷者每拙于言词，甚或有理而不能自白。若当堂对质，情有可疑者，他必退堂，找贫者详细询问，然后再审，务求公允裁决。他常想，岳穆武说的“文官不应爱钱，武将不应怕死，今日大敌当前，为官者应有所戒”，确系我们所有为官者的作人准绳，非我应得者，我分文不取。他在掩护地下党活动中，发展进步文化以及给前线输送兵员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共产党员李特生在他县政府就住了一年之久，他常给以保护和资助。
　　此时先进的文化思想在临潼也有很大发展，临潼书院门小学成为一座宣传抗日进步思想的堡垒，地下党的活动几乎是公开的。寒霜如雪，滴水成冰的天气，抗日民族先锋队的三十多名队员，在校院搭起帐蓬居住，以他们的艰苦锻炼给其他同学作榜样，并向广大群众作抗日宣传工作。师生组成的话剧团很活跃，经常在校内外演出，《民族魂》《莲花落》《放下你的鞭子》；学生们唱的都是抗日救亡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松花江上》。生活书店的推销员经常来学校推销进步书籍，如邹韬奋作品，郭沫若文选，陈独秀文章等。书院门小学，成为一个宣传抗日的阵地。
　　—九三八年，他离开临潼不久就去国民党四区(商洛)专员公署工作。一九三九年调往十区（成阳）专员公署任秘书。一九四三年，他在咸阳所属十县巡视期间，各县都有人给他赠送白元、烟土，此乃当时官场的恶风陋习,他对面推不掉者,随即命警卫人员如数送还原主，他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执法如山，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有一天，咸阳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油库守军连长，在咸阳骡马大栈抢去扶风百姓豆金福、王贤贤等人的四匹骡子，他们遂告到咸阳专贝公罟。他知情后，立即派遣专员公署武装部队五十余名，迅速包围油库，据理交涉，对方不听，随即搜查，果然在他们槽上认出四匹骒子，交还百姓。油库连长逮捕后，该连长竞反求豆金福向专员公署为他求情，愿給王秘书送些金条，恳祈将他释放。他听到这些言词之后笑着说：“我不要他的金条，他若能给国家捐献一架飞机，我可以释放他。”后来，油库主管人员竟去省政府诬告他随便抓人，他即出示百姓诉状，对方无言对答。关中刘古愚先生的孙女因家贫学费不继，在咸打打包厂做工，望挣些钱以作学费，不料工头看中她，要强娶为妾，遭严词拒绝，更起歹心，随将女方强奸后杀害，投尸井内，经他亲察此案，判明真相，凶手被斩，断明了冤案。
　　—九四四年秋，国民党中央某委员来到咸阳专署，要给咸阳地区增加粮赋，他以为不可，据理驳回，该委员以权要挟，他气愤至极，以茶杯掷于地下，以示抗议。该委员回重庆不久，咸阳专署原来的一般人员即被撤换。他在合作总署挂名工作了几个月后，日寇投降，便辞归乡里。在家乡期间，出资并捐款办起了太白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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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扶风文史资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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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蒂斯·艾伟德（Gladys Aylward）

　　姓名：格蕾蒂斯·艾伟德（Gladys Aylward）
　　年龄：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
　　籍贯：中国籍贯，陕西省扶风县；英国籍贯，伦敦北郊埃德蒙顿
　　抗日职务：独立传教士、慈善家

　　事迹简介：格蕾蒂斯·艾伟德是一名英国独立女传教 士，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由山西阳城辗转到达陕西扶风。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

格蕾蒂斯·艾伟德

　　1939年英国女传教士格拉蒂丝·艾伟德和山西阳城孤儿院（八福客栈）的孩子们抵达陕西扶风。

　　纪念文章：

抗战期间一个英国小妇人保护中国孤儿的故事

《北京日报》记者杨丽娟

　　上世纪50年代，一部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轰动欧美，电影中，女主角格拉蒂丝·艾伟德（英格丽·褒曼饰）护送着一百余名中国孤儿难童，在战乱中辗转千里，从山西阳城转移至大后方的陕西。
　　这是一个具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故事。
　　真实的艾伟德没有褒曼那样高大美丽，她只是一个身高1.5米多的英国小妇人。1930年，28岁的她用当女佣攒下的钱作为旅费，只身来到中国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山西阳城。在阳城，她留下了诸多善举：帮助放足、收养孤儿、救治伤员、护送难童……

辗转来华

　　艾伟德与中国发生联系，其实相当偶然。1902年，她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郊埃德蒙顿的一个工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没毕业就辍学，17岁开始在伦敦从事家庭女仆工作。跟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样，她的梦想原本是成为一名舞台中央的优秀演员。
　　事情的改变发生在她跟随母亲参加的一次基督教集会上，艾伟德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像母亲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人群中央大声讲话，这激起了她强烈的表现欲。不久，她又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它是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国家，那里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文章下面还有一个招收志愿传教者的小帖子，上面清楚地写着“你来吗？”1949年重返英国的艾伟德曾这样回忆，“这是把我带到中国的开始。”
　　她开始有意识地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传递关于这个遥远国度的信息，但回应她的是冷漠与讽刺。不被理解的艾伟德决定自己去中国。1929年，已经27岁的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培训学院，希望培训后被派往中国工作——这是外国传教士来华的官方途径。然而，无论她多么努力，一个学期下来，摆在她面前的依然是不合格的成绩和校长的婉拒，“我们实在不敢派遣一个像你这样年纪偏大而又学识有限的人到中国去，因为中国话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
　　这样的拒绝没有打消艾伟德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她的决心。没有别的办法，她决定自费前往中国，尽管此时她连去中国的具体目的地都没有确定。艾伟德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家庭女仆，端盘子、擦桌子、扫垃圾，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攒够去中国的车票钱——47英镑10先令……
　　1930年10月的一天，艾伟德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列车。她曾这样回忆这段旅程的开始：“妈妈用厚厚的窗帘给我改做了旅行的毯子……就在我启程的那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只手提箱，我去商店买了一些罐头食品……那个小水壶我记得我花了1英镑3便士，我的父母亲给我送行。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
　　1936年，艾伟德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件事本来毫无悬念，但由于战乱影响，她的入籍申请被延误，最后证书居然阴差阳错没有如期递到艾伟德手中，以至于她在几年后不得不申请补办入籍证明。因此，在一些资料中显示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颁发的“国籍许可证书”上，艾伟德的入籍时间是1941年，地点是陕西省扶风县。
　　……

大迁徙

　　战乱、轰炸、救伤……从1938年春开始，艾伟德的生活与所有的阳城人一样，充斥着这些令人绝望的字眼。她有时跟伤员一起隐蔽在深山的小村庄里，有时也赶去泽州办事，奔波的生活和混乱的年代导致《阳城县志》上出现了1938年“艾教士离阳”的说法。事实上，出于安全考虑，当时确有不少外国人暂时离开中国，但艾伟德一直坚持着留在阳城。
　　1940年的春天，日军开始大规模向泽州、阳城方向集结，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到艾伟德面前，一批又一批死难者被拉走埋葬。形势越来越紧张，枪声、炮声响个不停。
　　一天下午，当地的指挥官突然派人来见艾伟德，要求她和部队一起撤退，因为有确切消息说日军会再次疯狂进犯泽州，虽然艾伟德拥有外国人的相貌，但没人能保证她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孩子。
　　有人告诉她，陕西西安有宋美龄女士创办的孤儿院，专门收留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许可以尝试联系。艾伟德写信给宋求助，不久宋回信称，假若能把孩子们送到西安，就会有专人代为照顾。
　　一场战乱中的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转移。林云告诉记者，从阳城到西安有三条路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南下王屋山、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过崤山、入潼关这一条路线比较安全，当然，这也是最难走的一条路。为了考证艾伟德当年的转移路线，林云也多次重走了这条翻山越岭的逃难路。当年的山间骡道，今日已铺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即便如此，林云一行驾车走走停停，也花了一整天时间才到陕西扶风。她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带着100多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最小的3岁，还要小心翼翼不被日军发现，他们是如何走过这480公里路程上的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流？
　　从阳城到晋豫交界处的垣曲是转移的第一步，也是最难走的一段。两个县城相隔约170公里，但一路上几乎全是绵延起伏的大山。这段路，艾伟德带着孩子们走了整整12天，多年后她曾谈起这趟艰难的旅程：“那儿时常没有真正的路，只有骡道。我们不停地走，越过了山区，睡在路旁或寺庙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度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们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粥……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翻过最后一座山，他们终于看到了黄河。艾伟德期望在黄河边的村庄，能为孩子们找来一些食物。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狼藉的荒凉村庄。为了不给日军留下任何物资，这里的村庄已被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更糟糕的是，因为日军随时可能进犯，渡船已全部被军队调去对岸，他们在黄河渡口等了三天三夜，却没有一只渡船。就在艾伟德几乎绝望时，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出现，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只船。孩子们分三批渡过黄河后，终于在对岸的村子里吃上了转移以来的第一顿饱饭。
　　后面的行程就轻松许多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搭上了渑池去往西安的火车，尽管火车走走停停，中途他们还不得不下车，步行翻越“陡峭并且多处坍塌”的崤山，有一次还不得已搭乘了运煤的火车，但距离西安总算越来越近了。
　　经历了整整27天后，艾伟德和孩子们终于来到了西安。可是，几个月前还能收留难童的西安，此时已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难童近3000人，城里实在没有更多的资源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了。
　　两扇厚重的城门，仿若铜墙铁壁，隔绝了艾伟德和孩子们最后的希望。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好心人告诉艾伟德，离西安不远的扶风县，也有一所以宋美龄名义办的孤儿院，他们也许会收留这些孩子。艾伟德和孩子们只好再一次登上了开往扶风的列车。
　　下了火车，再徒步一个多小时，这一趟漫长的旅途终于划上了句号。孩子们被当地政府分批安置在扶风县城的城隍庙和旧教堂里，他们上了学堂，陆续领到了新衣服。
　　100多个孩子一个也没少，艾伟德却晕倒了……
　　——摘自《陕西党建网》